“和”——著名画家赵建成回顾《国共合作——1924·广州》创作历程，展现民族大义之魂

近日，著名画家赵建成重新回顾他于2007年创作国家重大历史美术创作工程《国共合作——1924•广州》的过程，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回望历史，缅怀先烈……（编者按）

2007年，我受命进行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国共合作——1924•广州》的创作。对此次任务，我的理解是：用艺术为历史留下视觉的记忆。从绘画的角度，这种定义应是历史画创作的概念，而非借助历史题材表达自我观念的一般意义上的绘画创作，前者必须对历史负责，后者只对个人负责。

▲赵建成《国共合作——1924·广州》 310x685cm 2009年

中国美术馆收藏

对历史负责是历史画创作者的职业道德的体现和操守，是一种境界，亦是使命和责任。

▲国民党“一大”图片资料

历史画创作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和原则性。

对历史负责，客观性是第一位的，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和判断，民族共识和公论是重要依据。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如何评判英雄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体价值和作用，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是历史画创作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客观存在。也许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的宏观中进行观照，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理性的判断，使历史的客观性不致因为个人好恶的感性认知而被误读和曲解。

▲《国共合作——1924·广州》

局部

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画创作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盛行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其作为绘画中的独立学科，有着完整的评判标准和审美体系。

历史画家除了具备良好的绘画天赋，在技术层面受过严格的训练外，更需要超常敏锐的历史感觉力。

这是一个优秀历史画画家必备的素质，历史画创作并非人人可为。

▲赵建成赴广东省博物馆查阅第一次国共合作资料

在创作前的案头准备工作中，我试图从30000张民国时期的照片和多种文献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俗等领域中，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触摸历史的温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性质是“党内合作”，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审时度势，在孙中山先生力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下，决定让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这其间必然包含各种复杂的斗争和波折，蕴含着影响后来历史局势发展的各种因子。

▲赵建成在国民党一大旧址留影

通过多角度的透视，使我对历史的语境有了较准确的把握，我将作品立意最终定格在“和”。这个“和”最深厚的意义是对时代的担当。

因为这种担当，才能使不在平行线上的两党，为了反帝反封建、救国家于存亡之际的共同理想中，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民族大义，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文化、政治精英的风云际会，拉开了大革命时期的序幕。

▲赵建成赴广东国民党一大旧址考察

为了表现“和”的精神，我选择“合影”的场面，在画面结构中强化秩序感，是服务于这种精神指向的重要设计。

画中的人物是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部分代表和军人。在这些人物的排序和位置的安排上，颇费一番工夫。

横贯整个画面的一字队形，坚毅、凝重的人物表情，内含着一种用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的大无畏精神。

▲《国共合作——1924·广州》

局部

情节性叙述和人物的“角色性”不再是支撑画面的主导因素，历史的诸多细节被隐去，一切的波诡云谲已经淡化，在民族存亡的大的命题面前，符号化的形式倾向和象征性的寓意特征得到强化，整个画面力求呈现出统摄于民族大义之下的坚毅而凝重的历史表情。

我试图用具有雕塑感的造型和笔触，塑造一个担当大义的群体肖像，使整个画面弥漫着一种静穆与神圣的气氛。

▲《国共合作——1924·广州》

局部

能否凸显民族大义的这一灵魂，将决定这幅作品的精神深度。

这幅作品的笔墨设计，我定位在灰色度和大量留白，在犹如烟云似隐似现的逝去的岁月留痕中，今天的我从中感受到高贵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意味。

生命的价值只是历史过程中的瞬间，它留给我们的是思考、敬畏和怅然。（赵建成）

▲《国共合作——1924·广州》

手稿

画家简介

赵建成，1949年生于山东青岛。曾任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青岛画院院长兼书记，现为青岛画院名誉院长。2005年文化部人才引进调入北京。现就职于文化部直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文化发展促进会理事、北京市文史馆馆员、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为有突出贡献专家成立“名家学术、艺术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