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叙事——谭平教授的艺术语言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以谭平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艺术语言和工作方法为研究对象，从形式分析和精神分析角度切入叙事链中的深层意义，梳理谭平的艺术语言并观察他在中国的艺术和社会现场做出的思考和反应，并且不再囿于“抽象范式”的标签和固有的理论背景的归类，分析艺术家主体建构和艺术语言自律性的多重逻辑。面向全球艺术景观，艺术家在敞开的多元文化中不断碰撞和实践，并将现实生存的经验和思考代入艺术语言的不断转化，以连接个体与当下世界的方式，建构自身的艺术语言体系。

“隐匿的叙事（latent narrative）”是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角度和方法，由形式分析和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叙事链中的深层意义，关注与这种深层意义平行的一股叙事暗流和语言变异。隐匿的叙事是由作者在场而不断生成的动态系统，分析这种动态系统需要我们以动态视角面对艺术家的生活经历和身处的历史语境。这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维性的体系，提示我们反思国际化趋势中当代艺术过度的政治诉求，并揭示了20世纪以来绵延于中国现代和当代艺术中的一条语言线索，逐步跳出二元论的问题意识源和由“平面性”建构的视觉范式，重新思考艺术语言的复杂流变。“叙事”通过艺术家的工作成为艺术语言转换和精神叠加的潜在范式（the latent paradigm），这种“叙事”在视觉中走向隐匿，却从未消失[1]。视觉上的“重复”在复杂的精神性叙事中走向差异和自由，通过对谭平艺术语言的深入分析，让我们看到艺术家不再是“作品”的缔造者，而是与之相互不断生成的对话者。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文简称疫情）暴发给所有人带来了突如其来的冲击。疫情以来，无论个体还是世界格局都经历着巨大变革并面临挑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逆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深刻反映在各个领域之中。2020年对谭平[2]而言同样是意义深远的。这一年他卸任了大多数的社会职务，回到专业艺术家的创作状态，有了更多面对作品的绝对时间。2020年前后，谭平举办了三场系统梳理性的展览：“谭平1993：两个模数的开始”“‘Duet双重奏’谭平回顾展”“谭平：绘画是什么1984—2021”。三场展览站在“整体”的视角，择取不同路径来呈现他的艺术语言和工作方法。

一、隐匿的叙事：在艺术中向自己追问

谭平的艺术经历和工作方法是不乏实验性的，每一阶段都有很多由个体方法而定义的“关键词”。谭平的艺术实验不拘于某一种风格或媒介，总是在不断挑战既有定义的边界，在事物的本质之处展开工作。时间、场域、不确定、覆盖……谭平艺术作品中的“关键词”，最终指向的不仅仅是艺术的视觉结果，还有生命与存在本身。中、德两国的求学经历，使得他可以从更为宏观的东、西方文化比照中发现自身所蕴含的特质，认清自己的方向。谭平是一位执着地不断向自己追问的艺术家，那些“关键词”都是他向自己提问的方式，提出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实践。这些梳理是艺术家在现实生存语境中个人化的艺术陈述（presentations），向自己和观众厘清艺术家面对生存的感受和对题材、媒介、观念、形式做出的取舍和选择。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抽象艺术来归纳谭平的作品，他在自我设定的工作方法中包含“观念性”，但又始终警惕地反思着“观念性”，尤其是其在中国的艺术中也逐渐成为“样式化”的部分。他一直极为重视“绘画性”，在绘画的实践中，“观念”是他实践自我批评和探求语言系统的一个观察点。

谭平的作品形态和媒介是多样的，将他形式各异的作品系列串联到一起进行审视，才能发现其艺术观念的独特指向。尤其是他一直非常重视“绘画”，无论观念和媒介如何实验，他最终的面向仍是“绘画”，这是他的坚持和认识自我、创造独立艺术语言最重要的内在动力。我们将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品拉一条横轴线来参照，就能够看到他在这条语言逻辑链上主动的探索，将时代所赋予的多种艺术资源转换为独立的自我认识和语言系统，以及一种由内在自我的反思磨砺物性的工作方法。

从学生时代起，谭平就非常警惕潮流，这个潮流是题材和形式双重性的。虽然他在1986年《美术》杂志发表的作品使他被纳入“前卫”阵营，但是纵观其艺术脉络，他一直警惕一切已成为“标签”和“符号”的意义和语言系统。5年德国留学的经历让他更理性地面对中西文化差异，由此奠定了他创作道路上最核心的背景。“二元”逻辑和“工业化至上”都是对艺术本质的剥夺和压制。艺术语言揭示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感觉世界和语言模式。艺术在今天所产生的价值，并非观念上“前卫”的概念化和对浪漫主义形式创新的迷狂，而是艺术家对身处当下社会与时代的独有生存感受和新的语言变化的双重敏感。然而，艺术语言的变化又很容易被符号化或风格化，同时又因本身极强的经验性而最容易被遮蔽或误读，任何对符号或风格的简单挪用都只是视觉经验和判断力的智力游戏。艺术语言对艺术家而言是个性化的传达，个体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语境中显现的，个体的独立精神在艺术语言中的“溢出”（spill over），成为艺术中创造性核心来源的一部分。

谭平的作品脉络中对艺术语言的敏感和自觉是重要的线索，即使在他早期的素描和极少量主题性作品中，我们也会被他富有个人表现力的艺术语言吸引，而不是马上去关注题材本身。背靠五四文化反思的传统，面向西方现代启蒙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思潮处于现实主义创作模型和表现主义形式观念的碰撞中，艺术家们最关心的是现实主义成为个人经验与历史批判的再现，大批艺术家纷纷卷入早期现代主义风格的实验大潮。谭平本能地与异常活跃的风格、观念景观保持距离，表现出对意识形态化的主动疏离和对改革开放时代洪流中的语言的反叛，探寻自我精神和具有绘画性的作品更能引起他的共鸣。彼时的他正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求学，我们能在他早期的油画、铜版画和石版画作品中清晰地看到其语言模式中代入了实验和表现的意识，每一次语言变异都主要基于他对自身认识论的反思，并成为他核心的工作方法。

二、重释绘画：由叙事引发的三条语言线索

“绘画性”（painterliness）是艺术中内涵不断被拓展的命题。绘画性的因素正如安敦 ·艾仁椎格（Anton Ehrenzweig）在《艺术的隐秘秩序》中指出的“蕴意形式”（signi.cant form）[3]。艾仁椎格在罗杰 ·弗莱（Roger Fry）和克莱夫 ·贝尔（ Clive Bell）所指的“蕴意形式”中区分了“有意形式”（consious form）和“无意形式”（unconsious form），他的独特性在于指出了抽象艺术和无意形式的重要性，也就是“率意形式”（inartscious form） [4]。这个区分强调了在形式—内容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形式，形式决定了内容感性呈现的可能，感性的形式能够让内容更具有指向性，并拒绝走向纯粹的抽象。同时也完全有别于克莱蒙特 ·格林伯格（ Clement Greenberg）出发于“有意形式”表层分析的内在逻辑 [5]。艺术是不断变化的，艺术经验是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都需要进入客观的生产条件和过程，基于中国艺术和社会现场的这条逻辑链，跳出对既定风格流派和方法论的限定，是具有现实价值和独特意义的。

“绘画性”这个命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艺术界是隐含在艺术本质和艺术标准的问题中，并以关注形式美、追求形式结构的现代性来拉开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受到潮流和社会转型的冲击，登上了所谓国际舞台，却还没有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化的思维观念，中国当代艺术的界定处于身份困惑的夹缝中和系统性的自我再生产进程中。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是任何一个西方理论都无法阐释的，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场域，考察其交错的发展轨迹和频繁的转折点时，我们会意识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是如此丰富复杂，不同层面的历史经验又是如此盘根错节，我们根本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或是风格归类来对其进行总结[6]。回到艺术家具体的个案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新的视野。

谭平在德国留学的5年，深受现代主义形式语言背后作为思想基石的独立、自由、理性精神的触动。这个时期是他开启个人追寻意义的转折年代，放弃在现实中对理想模式的追求，转向对自我需求的深层探询，并把自我需求看成是真正的社会起点。留学回国以后，工作赋予他更多的责任和立场，他在接受观念性艺术启发的同时，转向对自我具体性的关注。他对绘画性的关注并非仅仅出于绘画表现性的形式层面，而是个体感性和认识的始终在场，语言上趋于抽象，而绝不是抽象，赋予审美价值判断。他所关注的绘画性超越了基本的形式要素，对时间和空间反复探求，重视将时间呈现为过程，并把自我的绝对精神投射在过程的所有细节中。激发“形式—语言”物性的锤炼与自身处境感知的契合，对艺术语言的自觉和锤炼，由身处当下现实丰富的主体呈现出巨大的表现力。谭平40多年的艺术历程，映照着中国的当代艺术所面对的文化现实和历史语境，在一个无限敞开的、全球化的价值体系中，对本土精神和传统进行再认识。绘画性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恰恰是艺术家主体精神对异质文化和内在真实的深刻追问和超越。

（一）新的光亮：自我的觉醒

他更信赖对时间片段的持续叠加，才有可能呈现贴合真实的状态。他早期作品中最典型的一系列母题：光、背影、窗外、弥合，都是基于由自我内省而认识生存状态和认识世界的不同角度。光是穿透黑暗照亮自我的一股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藏民》（1984）、“矿工系列”（1984）、《窗前石膏像》（1984）、《自画像》（1985），一直到90年代他在德国创作的几张具有表现主义特点的作品“灵魂争斗系列”《无题》（1—3）（1990）、《伴侣》（1990），画面都会被一束光引导着视觉中心。这不是写实主义的自然光，而是一束照亮自我的启蒙之光，是他在作品中开始艺术语言探索的一个航标灯。“光”作为自我内省的一种隐喻，又成为画面中产生空间或留白的一种方式。这束光在画面中宛如舞台中央的聚光点，强烈、紧张，与画外对峙。当2020年发生突如其来的疫情，普通民众大多处于茫然未知和恐惧混乱中，这束光再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在《无题》（2015）、《恐惧》（2020）、《无题》（2020）、《U&R》（2022）中，具象的母题和叙事已经隐退却并未消失，游走的线条和强烈的色彩形成无限叠加的时空变化，这束光依然处于画面的视觉中心，像一个直击生命的痛点，触动内心的不安。有内心挣扎的某种东西，不可计量的不安和焦虑，在视觉和心理上给观众以触动（见图1—4）。

▼图1 谭平《窗前石膏像》布面丙烯 39cm×35cm 1984

▼图2 谭平《伴侣》布面丙烯 95cm×100cm 1990

▼图3 谭平《无题》套色版画 80cm×121cm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