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窗外与割断:用否定来敞开自我
外部世界是无限的,认识只存在于建立起一个完全自我的叙事世界。艺术家创造的不只是作品,同时也包含着一套基于艺术和社会现场,不断自我颠覆的工作方法和艺术语言。经历了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德两套文化系统下学习生涯的谭平,回国后肩负起初创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重任。彼时中国的艺术家正处于一个观念活跃、形式成为中国的当代艺术意义含混的阅读背景,风格和潮流此起彼伏。谭平留学前的作品《长城》(1987)作为“窗外”这个母题已经呈现了他所遭遇的精神危机和都市困惑。这件作品具有明显的乔治·德·基里科( Giorgio de Chirico)味道。寂静荒诞的《长城》透过厚厚的城墙看到一抹缓缓用笔的蓝色天空,缓慢的涂绘有着一种稚拙,技术或题材上没有了刻意的变形,而是一种荒诞窒息的安静,发人沉思却隐含着不安,这精神危机构成他日后接纳现代主义艺术家思想的重要契机。更为重要的是,谭平在这一遭遇中表现出来的应对方式,或许应该成为我们理解80至90年代之交,艺术家回应社会变动方式的一个参照系。他更愿意回到自己所说的“认识艺术的终极是认识自己”,这是一场痛并快乐着的实践和经验。
在谭平的精神历程中,柏林艺术大学是一座桥。他在留学期间亲历柏林墙的倒塌,看到想象与真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在几十年繁复庞杂的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中,极致的规则边界令他更加坚定地热衷于画面背后的东西和艺术的自由,绘画创作的状态就是他剖开自我,感受自由的时刻。尤其是2020年以来,谭平的艺术仍处于一个不断生长衍变的过程之中,这与他的工作方法有关,他的艺术方法论本身具有实验性和观念性的特质。社会的进步和“艺术的进步”是一种值得思考的关系,至少对艺术而言,“进步”并不代表唯一的价值和意义。在今天这个多元文化不断碰撞的时代,艺术越来越强调内在情绪与自我的联系,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精神和意义。绘画形式与情感自成一体,外在可见形式是内在不可见精神的自然流露,精神要有形式做外衣才得以彰显其无穷的力量。
1995年以来的谭平,将人生最大的理想投入学院和教育建设,伴随着中国最具变革和急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个人创作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和东西文化交错的双重困惑中。谭平身处艺术风格和观念的挪用、变异以及不断被塑造的价值体系中,几乎是小心而清高地探寻着个人思考,不愿轻易被贴上任何风格的标签。他不断地给自己的思考和创作植入“方法”,在“不确定”的实验中确定自己坚守的方向。他意识到不是抛开个体投入社会,而是通过完整的个体达到更本身的生存,个体是敞开和包容的生存态度,以这样一种连接个体与世界的方式,进入他的艺术观念。他从不拒绝多样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剔除了“二元”的两种文化和传统“滋养”着谭平,使他从时代和个人的困惑中挣脱出来,构成他基本的精神成分。“独立的主体意识”可以让“我”不断地发现世界,朝向内心认识自己。
《长城》是一个冷静的、停下来思考自己的契机,这样的反思状态在以后的特定阶段都成为重要的母题和叙事线索之一。《无题》(1991)、《看不清》(2020)、《无题》(2021)、《盗梦空间》(2022)、《悲剧的诞生》(2022)都是《长城》“窗外”的变体。暂停下来更理性地去思考传统意味着什么,隐匿的叙事通过“覆盖”破坏“过程”,“否定”并不是“割断”,寻求一种对当下时间和自我的超越,在特定的历史机遇中停下来自我清理。“覆盖”并不是让“看”停滞在表层,而是促发你探寻内在本质,在“否定”中“建立”的过程(见图10—13)。
▼图10 谭平《长城》油画 48cm×48cm 1987

▼图11 谭平《无题》铜版画 35cm×53cm 1991

▼图12 谭平《看不清》布面丙烯 100cm×80cm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