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文化精神的传承意义——魏广君为“宋拓十种”出版作前言

大象出版社选择了东汉的《夏承碑》，王羲之的《十七帖》，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欧阳询的《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薛稷的《信行禅师碑》，李邕的《麓山寺碑》，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和《大麻姑仙坛记》，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等十种宋代拓本予以影印。在我看来，“宋拓十种”作为经典不应再以“时代”论。自其产生以来，跨越了千年的时光，在解说它们的气质和艺术影响力的同时，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注重的是实用属性——直观字的结构。作为技术理性的范本，在把玩、临摹和揣摩篇章布白的同时，拓本也是为创作或者再生产做好准备。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观察，它一方面强调人的价值和非对象性存在，另一方面也延续了碑帖对我们文化艺术精神的传承意义。

东汉《夏承碑》

我们姑且把“宋拓十种”归为“工具性器物”，将我们的大脑作为“技术性器物”。没有对工具性器物的一种深刻的思考，那么就不可能产生由“技术”而来的书法图像。而一旦这种图像转换成了我们生命体验的对象，当然更成了美学研究的对象，美学意义上的历代书法经典也就随之产生。

晋王羲之《十七帖》

书法为一级学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成了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书房、教室、实验室和田野考察研究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教学、创作及其衍生品的产出。从以人为本、以碑帖为中心，到强调自我生命特征飞扬的循环往复，会使书法的职业化特征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更加凸显。我们以“宋拓十种”及其他经典碑帖的最优拓片为标准，以最大的匠心对它进行精确的还原，目的是适用于研究，适用于“艺术生产”的再扩大。在这个流程中——也只有在扩大的生产和精神财富的积累过程中，强大的新艺术生命才会在“工具性器物”和“技术性器物”的夹缝中蓬勃产生。换句话说，正是艺术精神对“宋拓十种”之科学与再生产的理解，导致了真理的另一种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