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05——1966）
潘伯鹰年表
一九〇五年乙巳一岁
一月二十九日（农历甲辰十二月廿四日）生于安徽安庆。
原名式、婴，字伯鹰。以字行。父潘雨林，清末官僚。少而多难，不翕于异母昆弟之间，育于外家。字号有凫、凫工、凫公、有发、有发翁、有发学人、孤云、寂娱行者、寂娱学人、白朴、忍墨学人、博婴外、潘博婴、东门雨、吴奈河等。
书斋名亦多，如就懦轩、玄隐庐、忍墨书堂、隋经室、双松堂、岁星楼等。
一九一〇年庚戌六岁
始识字。
一九一一年辛亥七岁
入安庆养心局义学读书。
一九一三年癸丑九岁
随父到北京，入第八小学读书。
一九一四年甲寅十岁
返安庆，入第四小学（后改称第一小学）。
一九一六年丙辰十二岁
在安庆第一小学毕业。
入高师附中，后转入北京第一中学。
约十三四岁起杂学唐宋人碑，尤好东坡书法。
一九一七年丁巳十三岁
在北京第一中学读书。
一九一九年己未十五岁
在北京第一中学毕业。
一九二〇年庚申十六岁
约十六岁时改写汉碑。自觉无甚进步，于是学唐褚遂良《倪宽赞》。
一九二四年甲子二十岁
入北京交通大学铁道管理学院读书。
一九二五年乙丑二十一岁
在交通大学毕业后，曾游日本，及归，从章士钊学逻辑学。
一九二六年丙寅二十二岁
年初，经章士钊及夫人吴若男介绍，与何世珍结婚。
一九二八年戊辰二十四岁
送家室南归，孤身经杭州、烟台返京。
一九三〇年庚午二十六岁
九月，在北宁铁路实习，往来北京、沈阳，兼在沈阳同泽中学教书。
一九三一年辛未二十七岁
夏，任北宁铁路局秘书。兼在北京中法大学教书，至次年十月。
一九三三年癸酉二十九岁
四月，避乱到上海，居真如镇。入暨南大学及中学教国文。
一九三四年甲戌三十岁
七月，应约到江西南昌任技士。又假馆南昌女子职业学校。
九月，返沪，仍到暨南大学任教。
一九三五年乙亥三十一岁
三十岁左右，力学黄山谷《青原山诗》摩崖大字。
在暨南大学任教。
七月，回沪奔母丧。
十一月，任南京林垦署实业部秘书，居南京洪武路忠厚里。
一九三六年丙子三十二岁
在南京实业部任职。
一九三七年丁丑三十三岁
将家口安置到怀宁故乡。
夏，留任原职。旋又调军事委员会工作。
一九三八年戊寅三十四岁
年初，被调至汉口。
七月，被任为文书科长。
一九三九年己卯三十五岁
任内政部长周钟岳秘书。
一九四〇年庚辰三十六岁
任中央银行孔祥熙秘书，直至一九四八年。
与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许伯建等共同发起创办“饮河诗社”。
一九四一年辛巳三十七岁
一月，小说《隐刑》由天津京津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民报》先后连载《南京感忆录》十篇。
一九四二年壬午三十八岁
六月，为乔大壮撰《波外楼印集序》。
小说《情海生波》由京津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三年癸未三十九岁
参加重庆“癸未书画展”，自此始订“润格”。
一九四四年甲申四十岁
一月，在中央日报发表《故宫书画读记》。
二月，用“拙效宧”笔名发表《傅抱石教授山水画管窥》。
六月，撰《赠墨者言》。
一九四五年乙酉四十一岁
二月，与何世珍离婚。与周竞中结婚。
一九四六年丙戌四十二岁
十月，《观历代书画展所感》在《申报》发表。
在《新民报》周五版，开辟“造型”专栏。撰写发表鉴赏书画名作的文章。
一九四七年丁亥四十三岁
三月，《观书画记》《名迹经眼续记》在《申报》发表。
四月，《艺海勺尝录》在《申报》发表。
九月，《沈尹默沈迈士书画展引》在《申报》发表。
一九四八年戊子四十四岁
七月，乔大壮逝世，亲到苏州凭吊。
八月一日，饮河诗社在上海滇池路九十号召开成员会议，作筹备报告，并任常务理事。
一九四九年己丑四十五岁
元宵后一日，作为江翊云的随行秘书同行北上，试谋和议。
四月一日，以和谈秘书长名义，随章士钊等六位民主人士再飞北京。
六月，因有统战任务，随章士钊到香港。
一九五〇年庚寅四十六岁
一月，应邀出席文管会鉴定研究活动。
四月，往上海音乐学院任教。
一九五一年辛卯四十七岁
六月，题《溥心畬画白描十八应真图卷》。
七月，继配夫人周竞中因难产去世，到苏州为周竞中夫人下葬。
一九五二年壬辰四十八岁
六月，出席上海市文管会例会。
七月，以微疴谒告，斋居。
一九五三年癸巳壬辰四十九岁
正月，临赵孟俯《太湖石赞》卷。
二月，高式熊为刻“潘”朱文印。
十二月，书《元好问跋语》四屏。
一九五四年甲午五十岁
三月，书《黄山谷题跋二则》。
四月，陈巨来为刻“鬓丝”朱文印。
九月，黄世铭为刻“有发寮印”朱文印。方去疾为刻“潘君”“有发”小对章。
秋，书《柳诗卷》。方介堪为刻“有发”白文印。
十二月，小楷书《和许伯建七言诗》。
一九五五年乙未五十一岁
三月，所撰《中国的书法》由上海四联出版社出版，为《中国书法简论》的先声。
十一月，所书《常用字帖》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六年丙申五十二岁
六月，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一九五七年丁酉五十三岁
五月，撰《中国的书法·后记》。
一九五八年戊戌五十四岁
四月廿七日，与张荷君女士结婚。
一九五九年己亥五十五岁
四月十七日，到北京出席全国第三届政协会议。
一九六〇年庚子五十六岁
十一月十五日，参加上海中国书法篆刻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座谈会，被推选为十八位委员之一，并任副主任。
十二月十四日，上海书法篆刻家学会筹委会改组为上海书法篆刻家研究会筹委会。
十二月十七日，参加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六一年辛丑五十七岁
一月，所撰《李建中及其土母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四月，所撰《北宋书派的新旧观》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四月八日，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大会假上海博物馆举行，出席成立大会，任副主任委员。
八月十六日，参展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在上海美术展览馆举办的秋季书法展。
九月，患肝炎病。
十月，所撰《悬腕与导送》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十一月下旬，书新习字帖，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入静安区中心医院。
一九六二年壬寅五十八岁
一月，撰《中国书法简论·后记》。
五月，转入龙华医院。所书《大楷习字帖》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十月，《中国书法简论》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数月售罄。
一九六三年癸卯五十九岁
三月，所书《大楷习字帖》加印发行到七万册。
一九六四年甲辰六十岁
四月，所撰《书法杂论》十篇在《艺林丛录》第四编发表。肝病复剧，入虹桥医院。
一九六五年乙巳六十一岁
六月廿四日夜，起床一跌，右足股骨胫骨折。肝疾大作，似从此绝笔。
一九六六年丙午六十二岁
五月廿五日（农历四月初六日）凌晨三时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
五月廿八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大殓。
六月十二日，葬于苏州灵岩山下五龙公墓。
赖把墨城池淋漓豁胸臆
——潘伯鹰书法及学术管窥
一、博雅尚古的文艺开端
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成名的一代书法家基本上都可以“文人书家”称之，潘伯鹰则可谓此中典型。潘伯鹰（一九〇五——一九六六）原籍安徽怀宁，出生于安庆。其父潘雨林虽非巨宦，却雅好翰墨，家中所藏书画使幼年的潘伯鹰濡染寖馈，其敏慧心性得到及早开发。潘雨林于民国改元之后在北京任职，又使潘伯鹰在少年时期往返就读于安庆与北京之间，旅途风尘，激发少年心绪，培植艺文萌芽。潘伯鹰童蒙初开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文化、人心、风俗均遭遇千年巨变。家学濡染，使得潘伯鹰在诗词、书法方面早慧于人，而新文化对新生代的影响，也使得他崇尚个性发展，不甘于按部就班进入生活藩篱。在潘伯鹰一生诸多文化建树中比较，诗词、书法成为终身不曾仳离的素业，而最初使他大获赞佩、驰誉名场的，却是小说，而且是长篇小说。诸多投身文坛者多年甚至终身的梦想，在潘伯鹰二十岁出头时便实现了。蜚声载誉之际，潘伯鹰却又离开小说坛坫，将主要心力贯注于书法。这在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家中是一个鲜见的特例。不论潘伯鹰的道路选择是否最终落入钱锺书曾经自嘲的“半间不架”，但自己设计文化生命并平生贯注，却是潘伯鹰独特难能之处。潘伯鹰曾经对好友吴兆璜说：“吾以十年潜心于学，以十年致力于小说。是书成吾不复知有古人。”［1］潘氏于小说创作之自信可见。长篇小说《人海微澜》是潘伯鹰“十年潜心于学”之后的结晶，而在此小说中，也对书法多有言及，潘伯鹰借书中人物之口，谈到王献之《洛神赋》的“神韵”，也谈到“侧锋取姿的是王梦楼”“骨力劲挺的还是王梦楼”［2］。在人物对话中议论魏碑的“磔笔”之妙以及《乙瑛碑》当时的行市。《玄隐庐诗》还收录了潘伯鹰少年时期的书法描述：“客舍低头写万纸，苦学来禽与青李。”［3］可见王羲之《十七帖》早成日课。凡此，可见二十岁之前的潘伯鹰“潜心于学”，所骛多方，在书法方面亦非浅嗜初尝。中国书法的源流发展及民国初年的书坛状态已然领略条贯，这为其以后在诸多文艺门类的游弋中终以书法为归宿奠定了基础。潘伯鹰的书法道路，与现代诸多文人书法家既有重合，又自具特色。寻绎其中，中国书法在二十世纪经历的由漫漶向专精转化，书法家由自然生成到规范养成的转化，脉络清晰，堪为借鉴。
二、碑帖争持中的孤诣独行
一九一六年，十一岁的潘伯鹰随父第二次居家北京。十多年间，他在这里读完中学、大学，开始职业生涯，也进入文化生涯。在就读新式中学之际，父亲引潘伯鹰投拜于当时京都名士吴闿生门下。吴老师号北江先生，为晚清大儒吴汝纶哲嗣，秉绪先业，以经学立身，又是著名诗人、书法家。与潘伯鹰先后就教吴门者，还有齐燕铭、贺孔才、曾克端等，以后均成为学者书法家。师友濡染环境熏陶，使当年的潘伯鹰俨然“京派”。吴闿生书法，以颜真卿宽博凝重体态植基，又得苏东坡波磔意态，这是清代翁方纲以来诸多士人的书法常态，也影响到潘伯鹰。潘伯鹰早年书作《波外楼近体诗钞册》，是对前辈诗人乔大壮诗作的抄录。纯然行书，甚少草意，间架颇见颜真卿之端严，波挑时显苏东坡之倜傥。在得窥书法门径的最初阶段，潘伯鹰对颜真卿与苏东坡的书法格外垂青。颜真卿是唐代书家承续王羲之的典型，其厚重气息又不同于六朝绮丽。苏东坡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全才，经史文章、诗词书画，独步当时，凌烁千秋，又兼一生遭际坎坷终不失意趣，自适自奋而激励后学。潘伯鹰书法道路的开启，即遵循苏东坡“论书当观其全人”的意旨，在其六十一年的生命中不绝如缕地绽放着文艺创造的似锦繁华。“颜意而苏味”［4］即成为潘伯鹰一生书迹之基本形态。
北京求学期间，潘伯鹰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琉璃厂、海王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一九二二年出土，潘伯鹰立即在琉璃厂的“问古斋”看到拓本。当时潘伯鹰家住麻线胡同，梁启超家住南池子。为两家装裱碑帖的“仿古斋”伙计与潘伯鹰交好，为梁启超送碑帖时每先往潘家。潘伯鹰回忆说：“所以梁氏所藏碑帖，我多已得快先睹了。”［5］潘伯鹰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附中和北京市第一中学就读，显然因为兴趣偏重于中国古典，尽管诗词文章及书法均超越时辈，但他的数学与外语成绩均很不好，先是被高师附中退学，后又影响到报考大学。以后与潘伯鹰成为文友的钱锺书，也是偏科的奇才，但潘伯鹰远不如钱锺书能够得到罗家伦那样既有眼光又有权力的大学校长的青睐，他中学毕业之后为补考外语竟焦虑致病，不得不入协和医院疗治。也就是在此百无聊赖之中，书法颐养了潘伯鹰的身心，也使得他对中国书法源流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民国初期的书坛，被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诸人张扬的“扬碑抑帖”风气笼罩，在比较之中，潘伯鹰没有致力于康有为竭力张扬的魏碑，而是将心绪投入到更加古老、更加具有元典性质的汉碑，在三年养病之中，临写汉碑十几种。显然，汉碑的宽博典重，适宜于庙堂隆范之书，而潘伯鹰以心性趣味贯注于韵语翰藻，已然在颜真卿、苏东坡秉绪的王羲之流脉中自得其乐，面对父辈师长耳提面命必须顶礼膜拜的皇皇汉碑，竟难入佳境，这使潘伯鹰困惑回惶。纯粹帖学，当时被目为穷途末路，而要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的书法楷模，又遭遇瓶颈般的道路障碍。潘伯鹰不得不以中庸思路折中而向既为王羲之流脉，又被碑学理论列入北派典型的褚遂良沉潜。在反复临写褚遂良的代表作《倪宽赞》《房梁公碑》《大字阴符经》时，大得意趣，潘伯鹰找到了一条不囿南北书派、避免理论困惑与心理自惑的书法道路。
三、盛名之下的书法沉潜
潘伯鹰到北京之后，恰是“五四”运动酝酿爆发之期，一切“旧学”，均受到冲决扬弃。潘伯鹰所热衷的古文诗词书法之类，在新时代已经难为谋生之具，求学谋职的人生压力，又使他不能不在惶惑与病羸中报考大学。潘伯鹰于一九二四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并未能进入技术系科，而是在铁道管理学院就读。也就是在大学期间，潘伯鹰继续着自己的书法诗词素业，其长篇小说《人海微澜》也在《大公报》连载后出版发行，一时轰动文坛。当时，以茅盾、巴金等人为代表的新小说风靡长久，同时又有张恨水为代表的市井言情小说分庭抗礼。潘伯鹰的小说，既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又秉绪《红楼梦》的传统风格，得到了当时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宓的揄扬。吴宓是一位曾经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外国文学专家，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十分有别于当时诸多新文化学者的认识。他主张来源于中国古典“六艺”的“博雅”观念，对于潘伯鹰小说中体现的种种饱含中国社会文化因素的人情世相十分欣赏，并推荐为大学生必读书。当时，钱锺书的《围城》还远未产生。可以说，在揄扬钱锺书之前，潘伯鹰是吴宓最先青睐的文学天才（以后，“雨僧”与“凫公”的文学交情一直延续到晚年。吴宓居处重庆西南师范学院，还将青年教师徐永年介绍给远在上海的潘伯鹰，使得这位尚在探求书法道路的后进得到教益）。《人海微澜》之后，潘伯鹰一鼓作气，创作出版了多部小说，并有作品被著名导演郑正秋搬上银幕，由胡蝶主演。可以说，青年时期的潘伯鹰，已经居于中国文坛不可忽略的位置。但即使名声如此，潘伯鹰并未进入作家团体从事专业创作。显然，他所愿想的生活，是一种不受羁绊而尽兴发挥才华的“博雅”状态，不在任何局囿中作茧自缚，又对从心底生发的热爱物事竭力探寻，这样宽博而深入的文化履迹，从他终身服膺的苏东坡和先后师事的吴北江、章行严身上都可以窥测。
潘伯鹰一九二五年大学毕业之际，在铁路系统就业，因小说及诗书才华，结交多为当时文坛名家。辛亥革命元老，后主办《甲寅》成为传统文化重镇的章士钊，将夫人吴弱男的义女何世珍介绍与潘为妻；叶恭绰将自己收藏的敦煌经卷慷慨赠予；唐醉石屡为刻制“岁星楼”“隋经室”印章。凡此种种，其背负狂名也有以。但从潘伯鹰一生作品及言论权衡，他实际上是十分理性之人，其立身行事的基本信条乃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执端用中”，总在追求正确，追求公允，并且“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在书法实践中不断体会，也不断进行理论思考，逐渐对阮元以来一些风靡书坛甚久的理论发生怀疑，在对片面张扬“碑学”的反诘中形成了自己的书学理念，也形成他不断变化不断深入也不断淡定的书法形态。他既以“二王”风范为皈依，遂对“二王系统”的历代名家深入研寻，其书法表现，也与其书学研究同步发展。因为“二王”真迹的湮灭难藉，初唐时期对“二王”书系的传续脉络即成为必须厘清的学术问题。在理论上，潘伯鹰不赞同阮元的“南北书派论”，阮元将欧阳询、褚遂良归为“北派”，从而否定欧、褚为王羲之传人。潘伯鹰少年时期即从家学及吴闿生先生濡染的颜真卿书法上溯，皈依“二王”，而作为颜真卿直接师承的褚遂良，若与“二王”分离，书史这一脉络岂非断裂？潘伯鹰对褚遂良书法的用笔进行了长期细微琢磨分析，他以后总结说：“右军隶法，含在笔内，在字形上不太显着。而遂良则是抓住了这一要点，尽量将他发挥显明出来的。他传下的碑，无论《雁塔圣教序》《房梁公碑》或《伊阙佛龛记》，都是直下明白的隶书根基，使人一见分晓便知来历。”［6］潘伯鹰从褚书对王羲之“隶意”之吸纳，亦分辨从六朝到隋唐的书法演变。在清末以来“碑学”思想弥漫之下，片面激烈的皮相之论充斥书坛，潘伯鹰既不认同，也不沦入针尖对麦芒的意气相争，而是在具体问题上申明己见，从而厘清书法史上一些被淆乱的片段。他说：“初唐虞欧褚薛四大家之中，虞是智永禅师的弟子。智永无论就血缘或就书法，皆是王羲之的后裔。欧则父子二人都是从隶法来的，而欧阳询的定武《兰亭》，尤其传右军的书脉。褚是专门学右军的，他又受法于虞、欧两位前辈。薛稷是魏征的外孙，他专学魏家所藏的虞、褚真迹，尤其努力学褚，得其神貌。这四大家无疑是属于王右军系统的。……自从王羲之精于隶法，独成新派之后，中国书法的传统已与他分不开了。唐太宗时最大的书家，虞欧褚薛无不从王氏得法。自颜、柳以至宋四家，也全是以王氏为旨归。自赵孟以至董其昌更是明白地有志承继王氏。即使清朝以来，书法衰歇，但凡是学书者也无不拱王氏为北辰。所以尽管各时代的特色不同，而其中自有一条无形的线，将其连接起来，成为一贯相承的脉络。”［7］潘伯鹰这些论述，明确认为唐初四大家书法皆传续“二王”，与阮元等所论不同。隋唐书法的直接秉绪究竟是北朝以魏碑为代表之碑刻书风，还是以“二王”为代表的帖札书脉，为争执未休的历史迷局。潘伯鹰之说自然有其帖学中心因素，但南北朝时期书法的主要传续为“二王”系统，北碑尚未受到书家重视，因而也难以成为承续楷模，应该是历史真实。
潘伯鹰家境优渥，性情倜傥，才华横溢，少年成名，“脱略小时辈，结交尽老苍”。如果仅仅把他看为一个悠游书翰，驰驱名场的风雅名士，即成皮相观人。对文化艺术充满探寻精神，对人生社会寄予理想热情，而又经常反思，自惕自勉。这是潘伯鹰从苏东坡及章士钊得来的处世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宽博深邃，但又不趋向极致。书法之外，他的文学创作也如此表现。《女挽车行》《拾煤核》是潘伯鹰青年时期诗作中的古风长句，诗中流溢着屈原、杜甫、白居易以来“哀民生之多艰”的炽热情怀。潘伯鹰最终并未成为政治人物，他的兴趣及认识，始终将自己定位于诗翰笔墨之兴趣追求，而他的书法及诗歌，也伴随其生命恒久。
四、服膺沈尹默重振帖学——山城岁月的翰墨生涯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诸多文化人聚集于此。潘伯鹰以孔祥熙秘书之身份，得以在中央银行谋一业余时间充裕之职务。他将大量余闲用于诗歌书法之雅集活动。以元老江庸牵头挂名而成立的“吟河诗社”，即成为当时诗人和书法家的聚会之所。当时参与“吟河诗社”诗人，其中若章士钊、叶恭绰、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乔大壮、高二适、谢稚柳、蒋维崧、王蘧常、潘受、郭绍虞、沙孟海、曾克端、许伯建诸人均是诗人书法家，也均在二十世纪中国书坛发生不同作用及影响。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在论争中分庭抗礼，甚至分道扬镳。到得抗战军兴，外敌侵凌，使得民族传统文化在不甘屈服的人们心中更显珍贵高华。即以诗歌而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诗社活动之频繁超过了晚清以来的任何时期，与旧体诗词最为密切的书法染翰，也在重庆表现得空前活跃。当时年未届不惑的潘伯鹰，缘时际会，成为诗词与书法两种传统文化活动的中心人物。十四年抗战时期，潘伯鹰于书法探寻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在对沈尹默的请益交流中明确了对王羲之书法流脉的继承发扬，此后即为恢复“帖学”不遗余力。这也是抗战胜利，复员东归之后，沈尹默、潘伯鹰等人在上海张扬“帖学”，形成新的“海派”书群的重要酝酿准备。在此之前，以于右任为代表的碑派书法，早已蜚声书坛。而于右任有巨擘之名位，无独裁之痼弊，对张扬帖学最力之沈尹默毫无扞格，反而给予极高评价，说沈尹默是书法科班，而自己只是玩票。［8］也正是在这样宽博的学术气氛之下，沈尹默与潘伯鹰等人恢复帖学的努力，作为书法发展的一种自然现象，在上海书坛最先得到倡扬与追随。这既有艺术风格“各领风骚”的内在理路，也因为具体人物的不懈努力。潘伯鹰在其中的作为，十分明显。他撰写了一系列论述王羲之书法流脉传续的文章，自己也反复临摹其中的古贤遗墨。褚遂良、苏东坡之外，他对孙过庭、杨凝式、李建中、蔡襄、黄庭坚、米芾，乃至文征明、王宠、董其昌等帖札书法名家均深入研寻，体察其不同特色，辩证王羲之书系的发展幽微。其中，尤以对赵孟的论述，最具心眼。多年来，赵孟俯在书坛久受诟病，所谓“帖学大坏”，颇多归咎于松雪翁。但潘伯鹰说：
二王这一系统的笔法在宋朝受了挫，到元朝才又恢复。这一恢复的力量几乎是赵孟俯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书法在宋朝，不论是由于米芾那样力言古代变法的旧派，抑或由于黄庭坚那样暗用古法的新派，都把晋唐的面目神情改变了。这样愈改愈远，到元朝却又改回头来，复兴了古法。
有志学书的朋友，应该用赵所用的方法去学古人。因为他的方法是最正确的方法，学习古人久了，再来反观赵字，自然更容易领会到他的好处。……这时候就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极伟大的书家，我们已经知道董其昌是到了七八十岁才这样承认了的。［9］
曾经久背骂名的赵孟俯，其实是传续“二王”的功臣。在潘伯鹰眼中，赵孟俯是以保守面目完成了书法革新的事业。潘伯鹰的这种看法，与他毕生的文化认识和艺术实践有关。他多年服膺的师尊吴闿生、吴宓、章士钊，在文化上都有“保守”之名，但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侃切知见，在经历多年误解之后，终于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复苏之中得到重新评价。
潘伯鹰的书法实践，与其平生“博雅”崇尚知行合一。从潘伯鹰遗留墨迹可见，除王羲之之外，他临摹最多的是赵孟俯：仅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即有《自摹赵孟二赞二诗》、临赵孟《书苏轼诗》、临赵孟《草书千字文》、临赵孟《太湖石赞卷》、临赵孟《行书三札》等。同为海上名家，同在倡扬帖学阵容，潘伯鹰与沈尹默、白蕉对赵孟俯的认识颇见不同。沈尹默明确表示学习“二王”不能以赵孟俯为门径［10］，白蕉也以为赵孟俯书法不足为法［11］。也正是在各抒己见之中，书法学术得到深入拓展，书史幽微得到充分发撷。海上诸家比较，潘伯鹰崇尚并且临摹的古人名迹最广泛，就书家个人风格而言，这可能也显得芜杂，甚至影响到潘伯鹰最终书法面目不够独特显豁，但在恢复“二王”流脉的时代性努力中，潘伯鹰堂庑广大，意态恢宏，不断将个人研习与书史研寻结合沉潜，反复体验，其传续价值不当漠视。
五、不甘止步的晚年精进
纵观潘伯鹰平生书翰，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所作最多。这十来年间，潘伯鹰处境平静，使得他能够在正常心绪中致力于所衷事业。他先后在同济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任文学教授，一个当年叱咤风云的文坛健将，渐渐处于社会文化边缘，而对于书法的热爱研寻，潘伯鹰却更加执着精勤。当时，书坛一片冷寂。潘伯鹰以昔年著名作家之身潜心书法，为许多人难以理解。在一九五九年致许伯建札中，潘伯鹰袒露了自己的心曲：“鹰少好涂鸦，老而不悛，此乃兄之所知也。十载以来，此习益甚，虽颠沛仓遽，劳倦饥乏，亦且展纸研墨而为之。当幽忧愤悱之际，亦颇赖此自遣。惟此事今日益不为人所重，甚且加以嗤点，而弟则转以此得杜门放意而为之。自趋公学习之余，无间寒暑，晨夕殆皆费日力于斯矣。窃于昔贤用笔之意与其所以寄其心志者，未尝无所会也，尤不自惴。以谓此虽小道不足言学，然在今日，实亦为绝学矣。今我不述，后生何闻。纵不敢以此自夸，要不为一时之盛衰所移，故亦为之而不悔也。”［12］“用笔”与“意兴”之融合，“小道”与“绝学”之关联，在那样一个喧嚣而空泛的文化环境里，在一生追求文化创造、追求笔墨趣味，也追求心绪安宁的潘伯鹰心中手下，得到体验和升华。也就是在这样的坚守和努力下，迎来了书法艺术的一片晴空。一九六一年成立的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由沈尹默任主委，潘伯鹰与郭绍虞、王个簃为副主委。这个经过多年努力才得以问世的海上书法团体，使得潘伯鹰热情顿发，必欲大有作为，当年在重庆主持吟河诗社的雅韵深衷重新氤氲心际。潘伯鹰与白蕉、潘学固等人，积极配合沈尹默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青年文化宫开办书法培训班、讲习班，一方面培养若干年来几乎断绝的书法人才，同时也“教学相长”，温习条理各自的书法理论。这段时期，潘伯鹰不断总结自己一生的书法研习轨迹，张扬帖学，也警惕偏颇，更向昔年未多涉及的章草浸馈。可惜凫公折翼，一九六三年之后即染绝症，辗转床榻，未能尽展长才。一九六五年“兰亭论辨”发生时，敏锐感觉此举为对传统文化扫庭犁穴的是历史老人章士钊，而与章士钊关系最为密切的书法家乃潘伯鹰，且潘伯鹰历来言论文字对“扬碑抑帖”之说明确反对，也为章士钊熟知。但此际潘伯鹰已然卧病难起，抗辩郭沫若诸人的历史责任由当时并不知名的高二适承担。因“兰亭论辨”，促成了王羲之书法流脉的重新发扬，可惜，一生服膺“二王”的潘伯鹰未能得见。潘伯鹰逝世于一九六六年五月，时年六十一岁，比起他服膺的古贤颜真卿、苏东坡都要年轻，实为天损长才；但未如年龄相近的白蕉此后几年受尽磨难。“行其所当行，止其不得不止”作为苏东坡的千秋知音与私淑弟子，潘伯鹰也算有幸。
（文/李廷华）
注释：
[1]吴兆璜，《人海微澜·序二》，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潘伯鹰，《人海微澜》，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3]《送刘郁文归》，《玄隐庐诗》，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页。
[4]潘受，《潘伯鹰法书集序》，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
[5]《潘伯鹰文存之三·北平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6]《褚书何以能继右军》，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页。
[7]《中国书法简论·卷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107页。
[8]郑逸梅，《艺林散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页。
[9]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165页。
[10]《沈尹默论书丛稿》，三联书店，1981年香港版，第75页。
[11]《海上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白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12]《海上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潘伯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潘伯鹰作品选刊
行书《自作诗》
行书姚鼐《鲍鸾书自歙渡江问业于蒙陋愧其意赠以诗》
行书《自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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