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07——1969）
白蕉年表
一九〇七年丁未一岁
十一月三日（农历九月二十八日），生于上海金山县张堰镇新尚路十六号。本姓何，名馥，又名治法，字远香，号旭如，小名桔馨。后去姓不用，改名白蕉，字献子。别号、别署甚多，有复翁、复生、江水、云间、云间居士、云间白蕉、云间下士、江左白蕉、虚室生、醉乡侯、海曲居士、海曲子、海曲少年、江水词人、蕉老头、所南世徒、天下第一懒人、大华一秃、无闻子、养鼻先生、线上人、赤松里人、王右军私淑弟子、不入不出翁等。
一九一三年癸丑七岁
入金山县张堰镇尚公小学。
一九一七年丁巳十一岁
入县立第二高小。
一九一九年己未十三岁
借张堰刘姓私塾就读。
一九二一年辛酉十五岁
借张堰高氏秦山私塾（闲闲草堂）就读，问业于松江顾乃琴。
一九二三年癸亥十七岁
离开张堰镇，来到上海，考入上海海澜英语专科学校。
一九二四年甲子十八岁
赴杭州浙江艺术学校学习，与唐云同学。
一九二五年乙丑十九岁
复进上海海澜英语专科学校。与徐悲鸿、周炼霞、徐建奇等从蒋梅笙学诗词。
一九二六年丙寅二十岁
入上海法政学院求学。始用“白蕉”笔名。
一九二九年己巳二十三岁
一月，白话诗集《白蕉》出版。
应黄炎培之邀，往人文社任职，后担任人文社史料月刊《人文月刊》审订。
四月，作品参加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
一九三三年癸酉二十七岁
四月，整理注释清人郭友松《玄空经》，由少年书局出版。
一九三五年乙亥二十九岁
自订润例。
一九三六年丙子三十岁
二月，编着《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出版。
秋，返回张堰，欲从父学中医以济世。
约是年至一九三八年，撰写《书法十讲》讲稿，全稿分书法约言、选帖、执笔、工具、运笔、结构、书病、书体、书髓、碑与帖，共十章节。
一九三七年丁丑三十一岁
安顿家人至乡下，尊父命辗转返回沪上。
一九三八年戊寅三十二岁
七月，与邓散木合作鬻扇启事登载于《社会日报》。
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与挚友邓散木、唐云、若瓢、马公愚、来楚生等举办“杯水书画展”为抗战募捐。
是年，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担任国文讲师，同时任金山县各界抗敌会主席。
一九三九年己卯三十三岁
一月，艺海回澜社刊出招生广告，任导师之一。
是年，任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
一九四〇年庚辰三十四岁
一月，与秦伯未、陈剑霞、钱名山、王庚章、陶慕章等成立上海书法研究社，并登报招生。
六月，书法作品参加名人书画展。
七月一日至七日，于上海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办第一次“白蕉书画金石展”。
十一月，作品参加精武体育会主办之“现代名人书画展览”。
十二月，与马公愚、汪亚尘、李秋君、周炼霞、冯文凤等为上海儿童保育会举办义卖书画展。
是年，任上海市私立师承中学国文教员。
一九四一年辛巳三十五岁
十月二十八日，参加“画人节”，于魏廷荣容园雅叙。
是年，被华东女中聘为书法指导。
一九四二年壬午三十六岁
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于上海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办第二次“白蕉书画金石展”。
六月八日，与金学仪成婚。
是年，移居愚园路259弄18支弄连生里3号。
一九四三年癸未三十七岁
春，被鸿英图书馆聘为主任。
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于上海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办第三次“白蕉书画金石展”，并有门弟子作品附展。
五月，作品参加二届盆栽展览会及书画会，为华北赈灾。
一九四四年甲申三十八岁
二月，因事由鸿英图书馆离职。
六月，与符铁年、任政、戴元俊、潘君诺、沈云霞等人举办六家书画展览会。
七月，于《申报》刊登鬻书画启事，并招学生两名。
九月，东南书画社业余研究班于《申报》刊登招生广告，白蕉教授兰竹和书法。
一九四五年乙酉三十九岁
春，返回张堰，奉母居乡。每日写字作画。
夏，与方冲之等人发起建立私立浦南中学。
一九四六年丙戌四十岁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于上海宁波同乡会五楼画厅举办第四次“白蕉书画金石展”。
十一月，与邓散木、唐云、若瓢、顾青瑶、凌虚等人于南京举办“海上六家书画展”。
一九四七年丁亥四十一岁
四月，国民政府上海教育局发起组织“上海市美术馆筹备处”，任征集委员会委员。
十一月，作品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古今书画义展。
一九四八年戊子四十二岁
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于上海中国画苑举办第五次“白蕉书画金石展”。
四月，同郑午昌、陈定山、夏敬观、陈仲陶等组织沙龙燕集诗社。
十二月，《书法大成》由上海万象图书馆出版，中央书店发行，内收白蕉行书小简四幅并草书运笔示范。
一九四九年己丑四十三岁
二月，平衡所编《名家书简》由万象图书馆出版，内收白蕉信札及诗稿各一。
三月，与邓散木合写《钢笔字范》出版，开硬笔书法先河。
一九五〇年庚寅四十四岁
任职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参与筹建上海美术展览馆。
一九五一年辛卯四十五岁
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图书馆科代科长，参与筹建上海图书馆。
一九五二年壬辰四十六岁
任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美术科科员。协助复原中共一大会址。
一九五三年癸巳四十七岁
八月底，抵京，住徐悲鸿府上。其间忙于全国国画展览会工作事宜，拜访文艺界领导及同仁。开会间隙，徐悲鸿陪同拜访齐白石，齐为作《芭蕉图》。
一九五四年甲午四十八岁
四月，参加华东美术协会成立大会。
一九五五年乙未四十九岁
三月十二日，参加美协上海分会举行的美术家座谈会，就反对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作了发言。
冬，参加上海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并合影。
一九五六年丙申五十岁
五月，所书《新字帖》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八月，参与筹建上海中国画院，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之一。
一九五七年丁酉五十一岁
五月廿二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要重视书法和金石篆刻》书面发言。
一九六〇年庚子五十四岁
六月二十日，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被聘为画师。
一九六一年辛丑五十五岁
十一月，为青年宫书法培训班上课。
一九六二年壬寅五十六岁
九月，与张大壮、来楚生、陆俨少等十六位画家应邀举办国画作品展览。
是年，调往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任中国古典文学（诗词题跋）及书法教员。
在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静安区文化馆书法班执教。
一九六四年甲辰五十八岁
三月，应安徽省博物馆、合肥师大、省文联邀请赴合肥、芜湖讲学，并展出作品。其间完成书法系列讲话稿《书法问题讲话（一）（二）（三）》。
一九六五年乙巳五十九岁
郭沫若、高二适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论辩开始。
一九六九年己酉六十三岁
二月三日晨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秉真善美以行人世
游诗书画竟入魏晋
——纪念白蕉先生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大文明。而到了今天，却唯独中华文明历尽了千难万劫，仍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十四亿人口的体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沐浴着每天从东方升起的第一缕阳光，像冉冉升起的太阳，坚定不屈、不可阻挡地崛起。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用短短的七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贫穷落后、衰败的国家，一举建设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领域甚至领先世界。沉睡的狮子醒了，白蕉先生一生梦寐以求的心愿实现了。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亲眼见证了这铁一般的事实，亲历了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参加了国家的建设，心中充满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我想，这令西方世界震惊的辉煌成功，是因为有党的英明领导，有全国人民的无私奉献，还因为有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背景。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文化是经得起残酷的现实世界考验的、是符合迄今为止中国的现状与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充满智慧的文化。
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分支。但中国文字优秀的表达能力，书法赋予文字符号的形式美与情感，给人们带来的美的享受，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绝无仅有。
中国文字的进化，由原始的岩画经抽象变为象形文字，一路沿着由繁趋简、利于记忆、利于书写的原则进化，大约在魏晋时期以楷书的形式定型，成了统一的文字符号流传至今。故现代的中国人沿着汉字的进化过程，能读懂二千多年前古人的文章，而现代英语体系的西方人，却无法读懂几百年前莎士比亚的剧本。文字符号强调的是文字结构的准确性，这种标准化使文字的传承有了持久性。所以说，文字是文化的基石。
印刷术的发明，为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文字排列整齐、规范、美观、统一，给阅读带来了方便与舒适感。但这绝谈不上是书法艺术。书法艺术与文字的本质区别在于，书法艺术是书法家在书写的过程中，把文字所表达的意思与情感，化为自己的理解与情感，并同时将自己主观的审美情趣注入文字的形象中去，将文字的形象拟人化、人性化，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有了灵魂与感情。另一个本质的区别在于，形式美赋予文字更美的形象，有了气质和韵味。不同的形式美，不同的气质与韵味形成了不同书风。线条的粗细曲直的变化所形成的弹性与劲挺之美，文字结构的俯仰顾盼所形成的姿态的美，字与字的排列形成的行气，跌宕起伏所形成的流畅灵动的旋律的美，整个章法所形成的阵容壮阔的旋律之美，墨色的浓淡干湿所形成的旋律之美，书写节奏的快慢所形成的旋律的美，像一曲交响乐，大大增加了文字的审美价值与感染力，让文字内涵的文学美得到了更完美的传递与表达，这是印刷体所不具备的。书法艺术与音乐这种本质上的一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书法是视觉的音乐。
何谓“形式美”？字面上的理解应该是表象的美。美从何而来？曰：美从“形”“神”“韵”的美而来。“形”“神”、“韵”的关系是血肉关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如技法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如果把技法比作“形”，那么精神世界就是“神”与“韵”。“形”的美与技法关系很大，但又受制于审美情趣的高下，而审美情趣的高下，直接受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影响。说得更具体一点，是直接受德行与学养的影响。但“神”须通过“形”来传递与表达，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韵”则是在“神”“形”俱佳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流露的一种美，是一种气质的美。所以，形式美应该是形神俱备，形神俱佳，韵味隽永之美，是作品感染力的根本。综上所述，书法是否可以这样来定义：书法是以文字表象的形式美与文字内涵的文学美为载体，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发其思想的一门艺术。
书法艺术赋予文字以更完美的表达形式，更强的感染力，同时赋予书家在书写时强烈的快感。故二千多年来，无数文人骚客、官僚士大夫趋之若鹜，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成为身份的象征，这就是书法的魅力。被称之为“国粹”，名副其实。即使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键盘、语音输入替代了手写，书法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赢得了更多的爱好者。随着时代的进步，从封建士大夫的专利，成了民众的修养与乐趣。政府的重视，让高校有了书法专科与学位考试。从全国到地方都有书法家协会，举办各种活动，大大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
中国二千多年的书法史上，白蕉先生只是二王帖学一脉中，一个行色匆匆的过客，充其量是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燃尽了自己，发出一抹光芒。
白蕉先生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三日生于上海金山区张堰镇一个中医世家，先生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史上非常动荡的岁月，非但没有动摇他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反而像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一样，被激起了爱国报国的动力。他热爱生活，热爱这片广袤的国土，热爱五千年历史所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热爱这片热土上勤劳勇敢的人民。
新中国的成立，让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他一心报国的心愿有了着落。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改造世界观，跟上时代的步伐。他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领袖毛主席。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他的书画作品与诗词中。纵观他一生的处世与为人之道，可以说，他用一生实践了人格的真善美与艺术的真善美高度和谐统一。他的一生充满了正能量，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道德进化速度的状态下，他的实践是有现实意义的。
从严格意义上讲，白蕉先生不是职业书画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教师、编辑、文化局以及画院的行政工作。但却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传统书画的酷爱。这种激情，充分调动了他的天分、悟性、勤奋与对艺术的敏感性，将诗书画印熔为一炉，使作品具备了更高的审美价值与感染力。更有意思的是，除了诗词师从徐悲鸿先生的老丈人蒋梅笙教授，并得益于老一辈友人，如柳亚子、姚鹓雏等的酬唱之外，其余三项均自学成才。
他的诗词自然、真实，情感丰富，正气凛然，语清而思深，真实地反映了他各个时期的社会环境、生活状态和人生的感悟，像是一篇自传长卷。他才思敏捷，能即兴作诗，尤其是五言诗，当时有人称他是“五言长城”。一次在王念翁的席上作兰册，日本女子娟子侍墨，白蕉先生戏问：“亦欲得此不？”娟子一躬到地喜云：“多多拜托了。”画完兰作，信手题两绝句：“密叶疏花墨韵奇，多缘勤酒小胡姬。题诗付尔好将去，绝代香魂出世姿。”“如此灵芬便不同，醉来腕底足春风。他时归去夸东国，曾在江南见复翁。”其才情潇洒如于此。被柳亚子先生称之为“典册高文一代才”，有民国“诗圣”之称的林庚白先生，自视颇高，他对白蕉先生的诗词也有评判：“白蕉君数以诗词相质，致力甚勤，进步亦猛。曩见其七律有‘落花庭院诗俱瘦，凉雨江城气欲秋’之句，颇称赏之。近辱见示《浣溪沙》一阕，乃几欲突过古人。及录于下。‘减却相思意转痴，樱唇欲淡血红脂。欢情偏笑那家儿，今日休言还有恨，这番非梦更非疑，斜阳犹挂最高枝。下半首尤使人低徊不已’。白蕉有《罗敷艳歌》三阕，深入浅出，读之黯然。正如是，盼词之为词，乃可以不朽。矧其为雅俗共赏，尤戛戛乎难，此胜于务求堆砌晦涩而自矜其沉博艰难者，何啻霄壤！白蕉真才人也。”
他从小就喜欢篆刻，取法封泥、汉印，古朴自然。年轻时曾为高吹万先生作“袖海堂”一印，高先生很满意，作诗一首为报：“我是袖中有东海，君真腕底有全牛。此堂此印此诗句，要令同垂一万秋。”郑逸梅先生对他篆刻有此评论：“白蕉在艺术上是多面手，复擅铁笔，所刻无论白文、朱文、圆印、方印，都各有风格，或如古贤道貌，或如时女靓装，或如春郎拔剑，或如屈子搴茄。”白蕉先生向黄宾虹老前辈请益，黄老见了印拓后复信说：“大作篆刻深厚，不入纤巧家数，‘万年’二字小玺，骎骎周秦之域，不徒以汉魏为宗。‘海曲印记’又得唐宋人名印之趣。余亦有妙处，迥非时贤所能企及。”
白蕉先生早年曾画过蔬果、竹，后来意识到不能泛滥，于是专攻写兰。他的写兰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他注重写生，一枚“法天者”的闲章和一段兰题：“从天入者圣，从人入者敏；先天后人，中人后天，穷老尽气，庶乎近焉。”就说明了这一点。“不入不出翁写兰”这枚闲章说明他写兰无师承，直接由生活中来。一首诗与一段题跋更讲述了他与兰蕙的情缘：“小庐客去晚归庭，架上吾师亮苦心。忽得影中花叶活，灯光面面事追寻。”“故庐微有老名种兰蕙，花时远近有观赏者来。我侍我父，朝自庭院掇盆入室，及暮自室还庭，不为劳也。一夜摹大王帖后，举目瞥见素壁花影，大动于中，顿尽研池墨汁。它日遂为常课。此我儿时初学写兰也，漫识于此。”他画兰的最大特点是都画品种兰，参以书法笔意，风晴雨霞，葳蕤多姿，气、韵、神俱全，尤为难得的是，诸如构图，题跋的位置，字块的形状，闲章的位置，文字内容的文采，充满禅意的思想，一手晋韵十足的书法种种，协调得都非常妥帖，真是一绝，耐人品味，完美地展示了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神韵，做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白蕉写兰别具一格，好友邓散木先生的一首诗这样评价：“世人写生惟取貌，遗貌取神谁其伦。江左白蕉非俗士，笔端直挟湘兰魂。”唐云先生也有诗云：“万派归宗漾酒瓢，许谁共论醉良宵。凭他笔挟东风转，惊到扬州郑板桥。”而谢稚柳先生题其兰作云：“云间白蕉写兰，不独得笔墨之妙，为花传神，尤为前之作者所未有。”
白蕉先生尤其擅长书法，由欧、虞上溯钟、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结体秀逸，自然、书风清新、潇洒、儒雅，“不激不厉，风规自远”，魏晋风韵扑面而来，完美地诠释了儒家中庸的审美情趣，得到了专家们一致的高度评价。
沈尹默先生在给陈毅市长的信稿中这样介绍他：“白君自以魏晋为中国书法之最。眼界既高，禀赋亦足以负之。下笔如有神助，恍若右军再生，故能睥睨一切。近之名者鲜能与之比肩，手眼俱不能及。”尹老是海上二王帖学的领袖人物，如此胸襟，令人折服。
碑学大师沙孟海先生，在题白蕉先生《兰题杂稿》长卷时曰：“白蕉先生《兰题杂稿》行草相间，寖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闻其近寓沪垒，竟无一面之缘，引为憾事”。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民国期间的书画鉴赏界的泰斗张葱玉先生，在他的《张珩文集》中有这样一段话甚是有趣：“并萼诗有分量，允推当世一家，余不能敌；白蕉作二王书，近世无人堪与抗手。”
黄宾虹先生在回赠白蕉先生的山水画中这样题道：“白蕉先生近作楹联语‘远贲’‘蘧庐’，笔力遒劲，超轶古今，艺林圭臬，极铭心感。拙画奉教，不足言报。”一代宗师，虚怀若谷，爱才之心感人至深。黄老与白蕉先生是忘年交，时有书信来往。
王蘧常教授是一代章草大家，王老用一首七绝评其人其书：“三十功名动海陬，锺王各欲擅千秋。如何百炼功成后，傲骨难为绕指柔。”
施蛰存教授在他的《北山谈艺录》中这样评价白蕉先生：“盖其学养在苏米间，气质承汉晋后，乃矫然自别于时人耳。”
赖少其先生曾是华东六省一市负责文化的领导，著名书画家。他在白蕉先生所作的扇册首页这样题道：“余观复翁之书，出入魏晋，取法隋唐。挥毫如天马行空，腾飞奋发。其利如刀，流急能刹。满如悬弓，穷则箭发。不争一卒之短长，而求阵容之壮阔。潇洒淋漓，可与古人争座位矣。”老领导爱才，在安徽省任文化部长期间，曾邀白蕉先生与叶露渊先生赴皖讲学。
陈振濂先生是书法史与书法理论方面的著名学者，著作等身，才情横溢。是中国文联副主席，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在《民国书法》这部巨著的序言中下了这样的结论：“白蕉先生宗迹二王，有深入精髓之内美。举手投足间的魏晋风范，为隋唐以下奉二王为宗者所望尘莫及。”每个人的审美情趣不同、学养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心态不同，结论可能完全不同。艺术无法量化。所以，适合自己的选择往往是最好的。但专家们一致的观点，其参考价值是客观存在的。
达，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支柱之一。它大大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为平淡的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艺术是艺术家以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戏曲、电影、雕塑、舞蹈、建筑等等为平台，以形式美为载体，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发其思想的一门学问。所谓由衷的表达，就是艺术上的“真”，是艺术家灵魂的折射。灵魂高尚与否，取决于人格的“真善美”。艺术上的“善”是作品的思想性所传递的正能量，是因为道德与学养的修炼，所形成的脱离低级趣味的审美情趣，所以，思想性的正能量与否同样源于人格的真善美。“美”是作品的形式美所传递的感染力。作品有了艺术上的真善美，才能打动观众、引起共鸣，才有可能让人们在享受美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性，变得高尚起来。这是一个艺术家与观众互动的过程，是艺术家的引导过程，是艺术的社会功能，也是艺术家的职责。所以艺术的本质应该是真善美。
这种职责对艺术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首先是人格的真善美，因为人格的真善美，是精神层面更高层次的东西，而艺术的真善美是在人格的真善美的前提下所形成的，是从属于人格的真善美的，因为思想指导行为。在人格的真善美中，“真”是正直、诚信、坦率，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道德与学养的修炼，是善的前提。“善”是心存善意处世，“美”是在“真”与“善”的前提下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人格的真善美与艺术的真善美是血肉关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大诗人李白在一篇夜宴赋中感慨：“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生命是珍贵的，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极其偶然的，更何况是作为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来造访这个世界。从生到死这段短暂的逆旅中你想要什么，你能要什么，是必须思考的问题，说到底是思考生命的意义。生命其实是体验从生到死的过程，因为结果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为社会进步贡献的大与小。人的一生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选择，面对选择的后果作新的选择，直至生命的终点。白蕉先生选择了为国家的强盛尽一份心，把精神世界的修炼作为处世的根本。把他酷爱的书画艺术作为一种修养，丰富自己的生活，简单而又坚定。正如古人所说：“诗赋小道，壮夫不为。”所以他不是职业书画家。但世界的复杂永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力，他的性格与天赋更合适艺术，于是在艺术上有了成就。艺术成了他放飞灵魂的仙境，充实了他的生命，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仅此而已。书学给人的印象高深莫测，玄之又玄，没有名师的指点似乎很难学成。但对白蕉先生而言，没有师承似乎更符合他自由的性格，更能发挥他独立思考能力与悟性。在碑学盛行的环境里，他选择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但他丝毫不排斥碑学。在审美情趣上，他遵从自己的内心，把魏晋风韵作为目标，一切努力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简单而又坚定。
书法的学习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精神世界的修炼与技法的修炼。精神世界的修炼对人的胸襟、气度、心态与气质有直接的影响，学养影响审美情趣，气质影响书风与气息，心态影响书写状态，技法影响形式美。精神世界与技法的关系也是血肉关系，互为反馈。
白蕉先生每以“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书当以人传，不当以书传”自律，重德而轻利。因为把书学作为爱好与修养，是“小道”，因无利益掺杂，故能心静。由心静到心明，由心明到庄子所说的“虚室生白，吉祥之止”，因处世问心无愧，而人际和谐，没有心理阴影，心平气和，神闲气定，下笔无挂碍，如他自己所说的“行所无事”。又因为注重学养，气质上儒雅、淡泊，能潇洒豪放，与魏晋风韵契合。故沈尹老有“下笔如有神助”之句，足见尹老亦非常重视书写状态的。而施蛰存教授以“学养在苏、米间，气质承汉、晋后”评之，足见施老对精神世界修炼的重视。书法中的“形”与“神”与人的精神世界、心理状态与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所谓“相由心生”，从书法上讲就是“书如其人”。能战胜环境影响，保持心态平衡的人，必定是能战胜自我，在精神上进入自由王国的人。
技法训练的过程，由“心手相通”到“心手双畅”，进而，偶然间进入“心手两忘”的境界。心手相通是手脑协调的过程，眼睛看到的，能精确印在脑子里，并能指挥手精确复原。这是个细活，考验的是你的心能否静下来，你的观察能力，你的敏感性，你碰到困难时能否找到问题的关键点，你毅力与恒心等等。这是死功夫，也是必须过的第一关。古人学书从描红开始，真是智慧。这个过程就是白蕉先生所说的“蚯蚓式”的学习方法，吃的是土，拉的也是土。
“心手双畅”是“心手相通”的升级版，此时的你，笔法已炉火纯青，手脑高度协调，从心所欲。临摹已做到神形俱佳。拿开摹本，照样能精确复原，所谓“背临”。于是进入了白蕉先生所说的“蜜蜂式”的学书阶段，博采众长，酿成你心目中孜孜以求的形式美。这是一个创新的过程，难就难在要从原先的躯壳中出来，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面目。犹如化蝶，要先从蛹中破壳而出。这个阶段读帖是常课，如何把你采到的花粉“酿”进你心目中的形式美，考验着你的悟性，形象思维的能力，更是考验你精神世界修炼到了哪个高度。最后一关，是你“酿”出的“蜜”是否能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
至于“心手两忘”，那是进入自由王国的书法大家，遇到了孙过庭《书谱》中所说的“五合”的书写状态下，心手俱无挂碍，神随情转，一气呵成，妙手偶得的经典之作，可遇而不可求。窃以为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忠臣颜真卿的《祭侄稿》，大文豪苏东坡的《寒食帖》堪称“心手两忘”之典范。相传王羲之再书《兰亭序》，总觉不如“群贤毕至”那天，微醺状态下写成的《兰亭序》。
综上所说，因天分、悟性的差异，因精神世界修为与技法修为的差异，两千多年来的书法界都处在这样的状态下：毛笔字、书法、法书三分天下，“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共存，都有自己的市场，都在发挥着各自的社会功能。
中国的儒家文化，是入世的哲学。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无法脱离社会的，如何入世是必修课。儒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秩序的学问。崇尚的是“德”，以德服人，以德治国。而“德”的核心是“仁爱”。记忆中，曾读到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至今未忘。说的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让各国的学者们，从人类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名句中，选出一句最有现实意义的佳句。最后经投票，以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入选，可见儒家文化的智慧与影响力。也反映了这世界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相当令人关切的问题。但孔老夫子的另一句话可能提供了答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想，夫子大人对“君子”下的定义，为民众提供了一块样板，希望大家都能修成君子，这是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成人体，每一个人是组成人体的细胞，常识告诉我们，当绝大多数细胞都处于健康状态时，人体才有可能健康。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的理解是“文”者修饰也，其内涵是道德与学养。“质”者，质朴，是生活、的本质，艰辛、平淡、机械，乃至贫困、屈辱，是常态，是必须适应与习惯的东西，是君子的另一面。所以我想，君子应该是贴近生活有道德、有修养，对社会发展有贡献的人。古人云：“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是一种生活理念，也是一种智慧。纵观白蕉先生短暂的一生，他担得起“君子”二字。他用他的艺术生涯诠释了生命的意义，诠释了“书当以人传，不当以书传”的含意，这是他更值得纪念的地方。社会需要更多的君子。
（文/何民生）
白蕉作品选刊
行草李白《行路难》
楷书临《临钟太傅宣示表》(成扇》
行草《乡村旧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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