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国画艺坛钦，融汇中西化古今——王阔海艺术面面观

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画大写意精神眠落，萎靡不振。可谓“野径云具黑，江船火独明。”王阔海先生却如旷野中嘶奔的一匹黑马，一路高歌：先是独创新汉画获国家发明专利而独步天下，近三四年来又开辟了动物画系列新扁章，超越前辈大师突破中国画传统画法，塑造了中国文人画新大写意时代历程，引领近百年来中国画真正中西合璧新时代的到来！其本质在于将西方素描、油画诸原素水乳交融般地融入到中国画语素当中，做到了真正的“洋为中用”，并以自创的为中国画笔墨服务的“中国画素描”为理论依据与指导，将中国画动物系列的“意笔写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且诗、书、画、印四者并举，极大地宏扬了中国文人画大写意精神，使中国文人画大写意精神抬起了她那高傲的头颅。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画与西画的交融过程。

中国画第一次吸收域外画法，为南北朝时期引自西域印度，中国画家在学习印度艺术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晕染法，即凹凸法。传统工笔肖像画以白粉染凸出“凸处虽高，必有染衬，方见其高”，与加染的凹处形成对比，所谓“染阴处使其圆隆”，“从阴衬出阳处，使其形若葫芦”，突出人物神情，给以线描造型的中国画增加了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并具有自己的特色。

第二次是明末的曾鲸（字波臣），最早吸收西洋画法。流寓金陵（今南京）时，见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能画圣母像，波臣与其切磋画技，吸收利氏的肖像画法。与传统画法相同的是同样用淡墨线勾出轮廓和五官部位，强调骨法用笔；与传统画法不同的，不是用粉彩渲染，而是用淡墨渲染出阴影凹凸，“每画一像，烘染数十层，必匠心而后止。”其肖像画风格独步艺林，名扬大江南北，人称“波臣派”。

与此同时，中国画也被西域吸收。蒙古铁骑西征波斯后，伊朗细密画吸收借鉴中国画的平面布局传统，早期东方超自然山水画技法（敦煌壁画）为细密画营造出神启的灵氛，比如云、鸟和曲折的花木类似元素。这是中西艺术交汇交流的一个反向过程。

清代则有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作为清代宫廷十大画家之一，来中国传教入皇宫任宫廷画师，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参加过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擅绘骏马、人物肖像、花卉走兽，风格上强调将西方绘画手法与传统中国笔墨相融合，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清代宫廷绘画及审美趣味，但其画法仍是用中国画颜料画西画，而对中国画的写实性有所贡献。徐悲鸿评其“仅以曾习过欧画移来中国，材料上较人略逼真而已。”因有人以他的画比拟郎世宁，徐悲鸿以为不妥，故作如是说。但也认为“郎世宁尚属未臻完美时代之美”。可见徐悲鸿对此也是认可的。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至少给徐悲鸿以启示和借鉴，或者说“前车之鉴”。故又云：“日后鸿且力求益以自建树，若仅以彼为旨归，则区区虽愚自况，亦不止是幸！”致力于以西画改造中国画。

但这几次吸收域外画法，包括郎世宁以西画手法画中国画，虽则对中国画有所改进和影响，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中国画的传统根基，直到上世纪徐悲鸿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徐悲鸿云：“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力主提出改良中国画。其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席卷整个中国，中国画的改革问题成为文化艺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有遵循古法而变新者，有以西方拯救东方者，有改内容题材而救革命者，有变情感态度以求新法者，也有以金成为代表的传统守成者，由此形成了革新派、传统派和融合派三大阵营。

吴昌硕、陈师曾、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陆俨少、傅抱石等传统派，由于仍处在传统文化环境之中并受其熏陶，他们坚持和守成中国文人画传统，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承传起到了中坚力量的作用。到下一代画家（当代）就没那么幸运了，传统文化的断层和失落，让他们连什么是真正的文人画都十分模糊，更莫说画好了。像王阔海先生能自觉地补上这一课，诗、书、画三位一体达到历史高度者更是凤毛麟角。对此，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

林风眠作为融合派代表，主张“调和中西”。林风眠毕生致力于艺术教育和绘画创作。在留法期间习学西洋画法，融入中国元素创作油画。回国后对中国传统绘图，如隋唐山水、敦煌石窟壁画、宋代瓷器、汉代石刻、战国漆器、民国木版年画、皮影等，一一加以研究，之后吸收西方印象主义后期现代绘画营养，将个人的人生阅历与中国传统水墨意境相结合，创出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崭新的中国画式样。林风眠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家，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不拘一格广纳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先驱，对中国画的现代转化起到启发性的作用，其艺术成就得到公认。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林风眠的创新，是以弱化乃至牺牲中国画的笔墨为代价的。因此，就其对中国画的作用而言，不如徐悲鸿的贡献之大。当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于此暂且略过。

有意思的是，林风眠任杭州国立艺术院校长期间，聘潘天寿为中国画讲师。众所周知，林风眠提倡中、西结合，而潘天寿主张立足于民族本位艺术，提出“中西距离说”，主张中、西画要拉开距离。他认为：“世界绘画可分为东西两大体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对峙于欧亚两大陆之间，使全世界仰之弥高。”而中国绘画就是矗立于亚洲大陆的最高峰，是“东方绘画的最高成就。”艺术门派并未影响林风眠的开阔胸襟。此等胸次，是今人所不能及的。

以上都属于中国画巨变中的第一阶段。

之后，有“留法三剑客”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为中国画变革的第二阶段。他们同门均毕业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得益于校长林风眠“中西融合”的思想。一位名师能带出三位高足，成就了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他们各自用东方情调的形式语言拓展了新的绘画审美样式，并借此成功地跨入了国际艺术舞台，可以说这与林氏的教育思想不无关系。吴冠中，从李超士、常书鸿及潘天寿等学习中、西绘画，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的探索，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但他油画之外的画，与其说是中国画毋宁说是以中国画颜料画出来的西画，吴冠中对中国画尤其笔墨的认识和理解是很肤浅的，所以才说出“中国画笔墨等于0”这样的话语，由此引发中国画第二次笔墨大论争。笔者曾经撰文说过，吴冠中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但不是合格的中国画家。再是赵无极，1948年赴法国留学并定居法国，他将西方现代绘画形式和油画的色彩技巧，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相结合，被称为“西方现代抒情抽象派的代表”。还有朱德群，法兰西学院第一位华人院士，其绘画同时具有东方艺术的温婉细腻与西方绘画的浓烈粗犷，融合中国文化背景与历史传承以及善用西方的绘画工具与技巧的具体表现。朱德群一向酷爱中国的诗词，不断以画来表达诗意，作品同时具有豪气千云与淡淡幽情的特质。三人各有千秋，但对中国画的贡献和所谓改造来看并不成功，不过是在用中国画的材料画西画的心，致使作品不中不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