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黎明丨智慧闪烁恒久的灵光——“表象与意志：顾黎明艺术展 ”期间回顾六年前专访

顾黎明：的确，到目前为止我的绘画题材、形式语言、风格等一直在变化。其原因在于，我更希望能够在美术史中寻找到创作的定位，而非制造单一的风格。上世纪末，我毕业留校任教，凭借的还是当时最为流行的现实主义创作，但在此后的多年里，包括在中央美院学习的两年中，我一直坚持在绘画中做更多的尝试。记得当年我抱着阿纳森的《西方现代艺术史》，分析、揣摩西方艺术风格流变的综合因素，对新古典主义、立体派、超现实、哥布阿、抽象表现主义等风格，运用综合材料的拼贴艺术，以及带有后现代主义符号化色彩的艺术形式均有研究，累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这种积淀是构成我今天创作观念的重要因素。

于我而言，绘画风格的嬗变，是带着问题意识介入创作的结果。当代艺术走到今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审美载体，艺术的自律需要被重新重视。用呈现的方式，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探讨文化土壤和与语境变化，及艺术创作与历史的关联问题。因为，以往一件艺术的价值究竟几何，需要放在历史范畴内去评定，现在，地缘文化与历史境遇已经成为新艺术的创作源。对于艺术家来说，提出具有时代性的问题，远比表面化的客观再现、恒定不变的风格重复更有价值。所以，多年来我自身创作风格的改变，一直基于对“问题”的思考，至于风格，这需要根据我的观念和表达方式而改变。

“表象与意志”顾黎明艺术展

展览现场

厦门红顶当代艺术中心

2024

采访者：您对“问题”的具体认识是怎样的？是否认为它在中国当代美术发展中被忽略了？

顾黎明：对于这个话题的理解，需要一定的历史背景。晚清末期，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知识分子群体陷入了集体不自信状态，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他们心理上的矛盾。但在此后的近百年里，这种不自信仍然时不时地体现出来。例如“中西融合”“两端深入”等文化构思的提出，既体现出文人的坚守，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困惑，很多人一直没能摆脱文化的自卑感。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试图弥补自信上的缺失，很多艺术家的创作基本囿于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意识之中。'85美术新潮时期，很多艺术家依旧只能靠借鉴西方的形式，来阐释中国的问题。他们探讨艺术的自由，却回避着对艺术发展规律的思考。我想这些终究只是权宜之计，一种迫于无奈的妥协，并非真正的自我救赎的方法。

此类思维习惯导致了很多问题的产生。例如，中西不同的画种在今天被刻意地分割开来，中国的归中国、西方的归西方，互不干扰，当然也没有深入地交流。很多人不愿意逾越材料去探讨真正的艺术问题，甚至认为材料技巧才是艺术的本质体现。与此同时，很多人急功近利地寻找“风格”，认为“风格”可以包容一切、解决所有问题，可以被长期重复下去，并以此抵御艺术大环境的变革，能够让其“独善其身”。以至于追求风格化、套路化，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长期存在的伪命题，甚至催生了抄袭等现象的频发。

事实上，如今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当代艺术创作现状，得知它的本质。其实是人们依托于情感和直觉，用艺术的方式提出问题，展现大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矛盾、文化冲突、思想观念。在中国，艺术家尤其需要充分理解当下的现实处境。一位艺术家要了解自己血液中流淌的基因是什么、文化根源是什么、和当代有何种关系，以及艺术的当代性和今天所处的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是什么。上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当代艺术家开始摆脱观念的窠臼，思考古今文化传承、中西文化接轨等历史命题。我也是其中之一。

采访者：1993年的“中国油画双年展”，您的“汉·马王堆”系列作品相当出彩，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这一主题，之后的“门神”系列作品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在您心中，两种题材构成了何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