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东：中国山水画“写生与师造化”的历史沿革与得失

经历了“八五新潮”的喧嚣之后，中国画界逐渐认识到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危害，传统再度受到重视，遂提倡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倡通过临摹来深入发掘传统中的深层文化资源。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长期以来的极端化思维定势又使得人们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写生大兴之时，传统被弃之如敝履，而现在一提倡传统，提倡师古人，一味泥古、闭门造车、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的迹象又开始抬头，比如当前画坛充斥的“伪古意”和对古今大师的跟风潮。李可染先生等开创的山水画对景写生至今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相对于悠久的中国美术史，其历史相当短暂，自身也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固然为20世纪中国山水画开一新境，但在此之外，以传统经营为依托，心师造化，黄宾虹、张大千诸家同样代表了20世纪山水画的最高成就。写生与师造化，既有具体操作上的不同，更有从宏观上认知自然、把握自然的巨大差异。当我们今天感叹传统文脉的断裂，面对中国画如何保持自己的形式语言特点，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如何延续等根本性的问题时，认真回顾20世纪诸家的不同选择及其得失，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文/杨惠东）

（文章节选自《写生与师造化——不同视角之下的异域表现及当代思考》）

作品欣赏

《白日依山尽》66.5cmx31cm

《崂山返岭海湾》68cmx68cm

《崂山北九水写生》68cmx4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