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昌丨在尘封手稿中走近王铎

如同《万历十五年》以一年为时间线索展现当时的历史情境一样，在《王铎的庚辰岁月》中，张颖昌也希望能立足于新发现的手稿，将王铎在这一年中的行迹、心迹和历史情境呈现出来。“审视王铎的一生，我们可以依时序线性展开。每一个时间段既有其相对独立性，又与其他时间段环环相扣。将研究的视角定位在某一年，既有助于我们更为详尽地了解王铎的行迹交游，观照他的内心思虑，又可以承上启下，在完整的人生视角下去找寻隐藏其中的因果机缘。”

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王铎四十八周岁。这一年是他的本命年，也是他在晚明政权供职的最后一年。张颖昌认为，从他一生的角度进行审视，这个庚辰年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一年，在倦怠失意中开启。自崇祯十年（1637年）冬日返回北京，王铎一改往日游离于党争之外的处事作风，在朝堂上言辞激切，站在了当政者杨嗣昌、薛国观等人的对立面，也因此遭受了被降三级的处分。此时，连丧两女、疾病缠身也让王铎备受打击和煎熬。国事、家事、身病叠加，对仕途倦意深重的王铎接连三次上书请求致仕归养，但都未获批准。进不能，退无望，在自己的本命年到来之际，王铎决心韬光养晦，将自己置身于政坛争斗的漩涡之外。

这一年的春、夏、秋三季，在京的王铎淡于政事，将大把时间用在了访僧问道和诗酒游历当中，并对僧、道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

这一年王铎的仕途出现转机，他沉浸在升职的喜悦中。崇祯十三年(1640年)九月二十二日，王铎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升职，且到南京任职，带给他莫大的人生欢喜，也昭示着他与南京不解的悲喜之缘。

这一年，在归乡、奔丧和移居中落幕。初冬，王铎踏上了归乡的路途，兵火遍地，凄凉满目，归途充满了艰辛。十一月二十八日行至怀州，王铎听闻父亲去世的噩耗，随即去职丁忧，归乡也成了奔丧。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已是庚辰岁尾，家乡已不可居，于是王铎举家搬迁到黄河北岸的怀州避乱。这次移家也开启了王铎三年多的漂泊避乱生活。

张颖昌说，虽然王铎渴望林泉间的隐逸生活，但他也无法放下对仕途进阶的期望。甲申国变后，南明政权一声召唤，他就毅然决然地奔赴而至了，并官至次辅，到达了人生仕途的顶点。“但是只在一年之间，谁也未曾料想，人生就由顶峰迅速滑至低谷了。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弘光帝和首辅马士英出逃，还蒙在鼓里的王铎成了替罪羊。他被不明就里的南京市民擒住，群殴至“须发尽秃”，所幸被友人移入狱中才得以保全性命。两天后，王铎列名文武迎降清军。耻辱、绝望、悲愤、哀叹……他成了自己曾经最为鄙视的人。而这其中的际遇，我们都可以在庚辰年中找到端倪。”

山东博物馆藏王铎诗文手稿

面对历史人物，需要“共情”而非“审视”

2019年，张颖昌开始对王铎的这批手稿做录考研究，陆续写了十几篇个案文章，并最终在恩师王元军先生的建议下，写成了《王铎的庚辰岁月》这一专著。

也就是从2019年开始，张颖昌的脑海中时时萦绕着王铎的身影，“与之晤对俯仰，梦寐间也时时相遇。彼时王铎与我年龄相仿、心境易通，我也就对他的悲欢喜乐产生了诸多共情。生逢鼎革之际，王铎虽然一直小心处世，但被裹挟在历史的巨轮当中，最终还是陷入了人生的泥沼，荣辱浮沉俱尝。从这个角度而言，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这种复杂不仅体现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更体现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我们以庚辰为视角来审视他人生中的诸多因果关联，循着时光的轨迹去贴近他的内心，并试图与他共情。我们无意去臧否人物，只是尽可能地去贴近和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