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谦 | “寐草”是怎样炼成的？——品读沈曾植《东轩翰墨》断想

对晚清通人书家沈曾植晚年书风的“寐草”命名，在书法界颇见流传。复旦大学许全胜教授纂《东轩翰墨》于2022年10月甫一出版，即成为书法界、文史界一大关注热点，更为研究“寐草”成功路径提供了上佳的材料。

《东轩翰墨》收录上海图书馆藏沈曾植翰札321通，与通函者40人，均为首次公开。以编年而排比先后，内容涉及家庭生活、师友交流、金石书画、古籍鉴藏、国事时政等方面，时间自光绪七年（1881）辛巳冬与李逸静夫人书，讫民国十一年（1922）壬戌九月二十七日与刘承干书，离其逝世仅数日，前后跨度逾四十年，涵盖沈氏通籍后的五个时期，即：京官时期（1880—1897），任职两湖书院时期（1898—1900），南洋公学与回京复职时期（1901—1902），简放外任时期（1903—1910），遗老时期（1911—1922）。

由《东轩翰墨》所收各时期翰札，既可寻觅沈曾植与友人、家人日常通信之细节，更可近距离考察他在书法取法中的历时变化，这正是《东轩翰墨》对广大书家和学者的最大价值所在。研究前人书法，当代人虽享有文献出版及网络发达之红利，得以高效率搜寻、爬梳资料，但主要仍需依靠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来进行判断，才不至于阿从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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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法话题的交流

谈及书法的翰札在全书中所占比例不大。姑以见于第一、第五时期者为例，第一时期有三件与友人交流碑帖鉴赏、收藏的内容，即第20首致吴士鉴札（1891年/141页），论述《关胜颂德碑》、永定造像；第22首致叶昌炽札（1892年/142页），“《灵泉寺碑》奉缴，弟处记有此碑而徧检未得。筱山云，其石在《中州集古录》著之。弟检黄氏刻本，却未得也”；第26首致吴庆坻札（1893年/146页），向对方商借《金石萃编》。第五时期，则有第286首致吴庆坻札（1917年/787页），向对方讲“新拓得钱唐《阁帖》”的情况；第288首致吴庆坻札（1917年/789页），“承惠《阁帖》两部”，“《阁帖》宋刻不疑”；第294首致张元济札（1917年/802页），“《鼎帖》伪本无足取”，等等。

图1致罗振玉札

书中有两则值得重视的内容：一件是属于第四时期的第203首致罗振玉札（1911年/611至617页），此札述及自己的甲骨文收藏：“旧所得亦有四五十枚，甲、骨皆有之，无人能拓，遂多年未启视，此事遂让公先鞭。读公书，钦且妬也。”一件是属于第五时期的第242首（图1）致罗振玉札（1914年/695至704页），“今日得正月廿七书并《流沙坠简》样张，展视焕然，乃与平生据石刻金文悬拟梦想仪型不异，用此知古今不隔，神理常存”“《坠简》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隶否？续有印出，仍望再示数纸”。这两则内容，近年学者论文中已屡被引用，此番睹其原札真容，如与古人晤对，声息相接。

由此书中直接谈论书法者较少这一点，是否可以说沈氏仅在与友朋聚谈时才较多论及书法？其实不能如此下断语，因为在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321件翰札之外，散藏在外者尚多，未获全观，便不可遽下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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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年取法包世臣”

仔细欣赏、考察此321件书札，会对当下书法理论界一些类似于“共识”的观点产生反证作用。有关沈曾植习书情况，“初学包世臣”或“早年取法包世臣”便是流行观点之一。

依通常的看法，沈曾植中年之前书法受包世臣影响。但是，细读第一时期“京官时期”的翰札，可以得出层次更为丰富的结论。将沈氏书法与包世臣书法比较，在用笔的重拙、下按方面和部分圆折用笔处具有相同之处，结体上则有明显区别，包氏字形呈竖势，沈氏字形呈横势。并且，沈氏在结体上呈现横势的同时，又明显有赵孟頫小楷的体势特点。揆诸常理，应是自幼及长为科举考试而做的常规书法功课使然。由此可以说，沈氏书法取法包世臣，主要在于用笔而非结体，但是即便在用笔上也未全袭包氏，因为他在结体上横向撑开的特点，又与同样凸显横向主笔的黄庭坚的行楷发生对接，于是很自然地又吸收了黄氏的用笔特点。

具体分析其第一时期翰札，还能看出更细致的信息：其中既有颇近包世臣书风之作，如第1首致李逸静夫人（1881年/79页）较近于包世臣，第5首（图2）致李慈铭札（1887年/92页）极近于包世臣，但是再看位于两者之间的第2首（图3）致汪康年札（1882年/83页），包氏面目却又退居次席，赵孟頫小楷的成分更为明显；第6首（图4）致李逸静札（1887年/93页）更呈现出另外一种在沈氏小字中较为罕见的面目，即结体、气象类似颜真卿大楷，而横长画近于黄庭竖，即颜中有黄意，而与包世臣完全绝缘。（多说一句，现代书家沙孟海晚年颜体大楷与此面目近似。）

图2致李慈铭札（第5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