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谦 | “寐草”是怎样炼成的？——品读沈曾植《东轩翰墨》断想

图4致李逸静札（第6首）

上面是说沈曾植中年并未全取包世臣，但在另一方面，沈氏对包世臣的取法并不仅限于中年时期，由翰札可见，在其一生中，对包世臣的取法其实贯穿了由中年到晚年长达40年的书写历程，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与包氏行草书神、貌均极相似的作品，所不同者，是晚年作品同时增加了些许章草的劲爽用笔。可以这样说，对包世臣的取法，是沈氏书法恒年不变的“里子”，而在“面子”上，则伴随着中年时期呈横势、晚年横势稍有减弱的变化，越近晚年，对宋人的取法越减少，取法碑刻的成分越见增加。

具体考察书法体势的变化，可以看到1900年前后翰札字形已渐趋竖长，不论行间紧密还是疏朗，即便字距极紧，单字字形也极少见到横扁者。

再说得具体一些，则以第132首（图5）（1901年/423至425页）为分界，此札字形的竖扁比例均匀中庸，此前此后则距此愈远愈对照明显。

图5致李逸静札（第132首）

吴郁生（1854—1940）为沈曾植绝笔联题跋中说：“乙盦于学无所不通，沈酣于金石，忠义之气郁勃于中，而偶发于书。故其书奇崛，摆脱恒蹊，按之规矩，亦无不中。尝与余言：‘平日瓣香安吴’，余谓：‘君书格在安吴上，以所得不独在书也。’”顷由宋人沈作喆《寓简》中读到一语：“学书者谓凡书贵能通变，盖书中得仙手也，得法后自变其体，乃得传世耳。”验以沈曾植一生书法实践，诚不我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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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与被曲解的取法

以往学者研究沈氏书法的取法路径，似未见言及取法米芾行书。翻开《东轩翰墨》，只要致力于撷取细节，就能清晰地发现沈氏对米芾的取法，而且这一取法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比如，在第二时期，偶见呈现较鲜明米芾书势者，如第50首致丁立钧札（1989年/209页），小字行书时显米芾结字、用笔特点，字中的长竖、长竖钩，多向下偏右反笔写出，入笔较细而重按笔后收笔或出钩。

在第四时期，第166首（图6）致李逸静札（1905年/511至514页），大有米芾书意，为全书321札中最鲜明者；第167首（图7）致李逸静札（1905年/515至516页）、第168首致李逸静札（1905年/517至518页）亦微有米意；第176首（1906年/549至550页），亦为致李逸静札，书风与第166首相同，米意甚浓。

再看第五时期，第215首致李逸静（1911年/649至652页），王羲之帖派书风，融入米芾结字、笔意。

图6致李逸静札（第166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