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后,我想画与我个人历史关联的“历史画”,我选择画自己成长中重要的图像记忆,以这些图像展开我绘画的主题,寻求创作的自洽。总书记说过,“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我的英雄》画的就是我打小图像记忆中的英雄偶像——为新中国盛世开太平的一代科学工作者。他们是:钱三强、李四光、竺可桢、童第周、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陈景润、钱伟长诸先生。我把先生们安置在无界的书架前,书架上堆着历史的图像。我画先生们年轻时的模样,画他们的英姿勃发,渊渟岳峙,画他们的青春飒爽、芳华待灼。我在画我的英雄的时候,不断会想到小时候的美好时光,由此,我画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
《我的英雄》局部
我所作油画《我的英雄》,绘制于2024年,画幅宽198厘米,高230厘米。画面为新中国一代人民科学家人物群像。自左往右分别是:钱三强、李四光、竺可桢、童第周、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陈景润、钱伟长诸先生。先生们站在无界的书架前,书架上堆放着历史的图像。
英雄是绘画的永恒主题。历史画卷中的英雄史诗,西方自古有之,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阿克琉斯,到圣经故事中的大卫王,从拉斐尔对雅典学院的柏拉图等诸哲人英雄膜拜式的描绘,到达维特的拿破仑,都反应了绘画对英雄主题的长久关切。古代中国宋有刘松年以《中兴四将图》为英将立像,明有陈洪绶以《水浒叶子》将人们对水浒英雄好汉的想象精致化,皆为世人所传颂。近现代中国油画中的英雄群像,经典无数,徐悲鸿《田横五百士》、吴大羽《岳飞班师图》,早期中国油画多以强烈的叙事感和再现性为目的展开。新中国时期,受苏联绘画影响,决定了这个时期的中国油画倾向于,在积极向上的愿景和题材中选择,其中大多是再现可信的人物聚集和具体叙事的场景。全山石先生为做《八女投江》深扎牡丹江实地,为浊浪排天、惊涛怒吼所震惊,于是舍弃搏斗情节,选择表现弹药已尽,英雄们面临生死抉择的瞬间,歌颂浪漫又残酷的一代青春。詹建俊先生的《狼牙山五壮士》抓取五壮士跳崖的瞬间,运用象征性的创作方式突出英雄们坚强、威武的伟大气概,成为英雄肖像的不朽巨制。而汪诚一先生的《信》则严格恪守马克西莫夫的创作方法,在北大荒深扎生活数月,作大量草图,逐渐寻找到以读信来再现青年垦荒者生活中的感人关切,以此日常来展示平凡英雄微弱有热度的人性光辉,被称为“真正的现实主义杰作”等等。
新世纪及至近些年,可能受壁画创作组合形式以及现当代绘画的影响,不同时空、人物齐聚的群像绘画逐渐增加,成为了一种新的绘画群像的表现形式。2014年中国美术学院受中华总工会委托,所绘制的《共和国脊梁——时代领跑者》系列,便采用了中国传统绣像的形式,将不同时代、在历史上未尝真实出现在一个场景中的人物劳模,聚集在一起,以主要形象、典型姿态和有明确指向功能的道具,组成画面。其中人物间的顾盼、互动,却纯粹是从绘画平衡、绘画本体运动节奏和绘画结构本身出发,并不着眼于刻画人物的真实的叙事关系。
邬大勇《文军长征——1940年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布面油画 280cm×330cm 2016年
我画诸先生群像的缘由,可以追溯到近年来我的几件创作。2020年后,在完成《文天祥过零丁洋》、《浙大西迁》、《五四运动》、《英雄的礼赞》等一系列国家及省部级重大题材历史画作后。我发现历史主题性创作已经成为自己绘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至为重要的部分。但出于思考绘画方法论与解释创作诸因时所产生的困惑,我不断反问自己创作的理由,希图求得艺术的自洽,让历史主题与“我”的绘画发生关联,这可能是一个画家的问题意识,也是一种画家惯持的作者心态——我想找到一种自发的历史主题绘画的发生因果。
从2020年开始,我着手创作《图像志——我的大学》系列。我想画与我个人历史关联的“历史画”,但我又完全不想再现自己的成长故事。我开始思考,是什么构成了我成长发展和自我超越的宝贵养分。我决定回顾青春时期,找寻自小对自己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文艺作品和英雄人物的重要图像,并以这些图像记忆展开我的绘画主题,企图以一厢情愿,打破常规命题式历史画创作的思维模式。第一幅《图像志——我的大学》便是一种群像式的个人叙事。将我青年时期大学时代的文学与艺术偶像并置在画面时空中,让老舍、傅雷、肖洛霍夫、加缪、罗曼·罗兰、马奈、萨特、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塞尚、索罗利亚这些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人物,会聚在超越时空的场景里。同时我在大的群像叙事里,又铺陈诸多小的细节叙事,在背景中加入图像学密码般的各种印记,那些我自认为与我关联密切的图像,这种自洽,确实让我乐此不疲、画得津津有味、不知疲倦。第二幅《图像志——我的大学》除了新加入了梅兰芳、黄宾虹、列宾、海明威和里尔克等文学家和艺术家,我把大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设在中心。后来我想,这可能出于在特殊时期对书生百无一用的成见,令我更加深了对能改变人类进程的科学家的崇敬。
邬大勇《图像志——我的大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