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谦丨书高而识博，豪藏而精鉴——“米芾书论三书”的特色与价值

宋代米芾的书论，是历代书论中特色极为明显的书论著作，全部依托第一手的书法、鉴赏实践经验撰写而成。

古代其他书论名家，如唐代孙过庭《书谱》的传世文本和墨迹，可谓文、书双美，但其内容主要是对书法创作、审美规律的形而上的总结和阐述。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清代孙承泽《庚子销夏记》等，则主要记载所经手、过眼之书画珍品并涉及鉴定，作者本人的书法成就与米芾远不能相提并论，故其只能就古迹递藏情况进行记录，论及藏品鉴赏则难免流于皮相之论。

米芾的书论著作，既是真实不虚、实在记录自己的第一手创作、欣赏、鉴藏经验，又是以极高创作境界和欣赏眼光而作的真实记载。自有晋唐法帖存世以来，无数书家、藏家，能具此两方面手眼者，米芾一人而已。米芾书论置诸历代名家书论中，确实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在米芾书论著作中，《海岳名言》《书史》《宝章待访录》三部最具代表性，且三作内容和文风各有侧重和特点，堪称“米芾书论三书”。

一、米芾的书法成就与名迹鉴藏

米芾（1052—1108），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自署姓米或芈，号海岳外史、鬻熊后人、火正后人，湖北襄阳人。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祖籍山西，迁居湖北襄阳，后曾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等职。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绘画创立“米点山水”一派。他在书法方面，临摹古帖往往达到乱真程度，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其行、草书创作为有宋一代一流水平。在书法史上，米芾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后人谓其四家区别则是“苏胜在趣，黄胜在韵，米胜在姿，蔡胜在度”。米芾又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

米芾《蜀素帖》

米芾天资高迈，为人萧散，好洁成癖。他个性怪异，被服效唐人，多蓄奇石。时常举止癫狂，民间有诸多传说，如遇石称兄而膜拜不已之类，以至时人称为“米颠”。

放眼书法史，米芾书法的地位堪称突出。以宋四家在传统文化史上的综合影响而论，米芾逊于苏轼、黄庭坚。苏轼于诗词、文章、书画，黄庭坚于诗词、书法，此二位的综合修养和文化成就高于米芾；如果单纯着眼于书法，则以米芾在自宋代至当代的实际影响力最为显赫，历代学米者甚众，当代全国性大展中纯学米的入选作品也多于纯学“二王”、苏黄等书家的。揆其原因，大抵是因为米芾虽诗词、文章、绘画兼能，而文学成就明显逊于苏、黄，其全部心力几乎全付于书法之道，在书法创作中更专注、充分地投注以艺术个性和创造直觉，用意也更充沛。

陈振濂认为：“宋人尚意成全了行草，这种成全起源于唐，而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完美的表现。”[陈振濂：《尚意书风郄视》，载荣宝斋出版社编《历届书法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选》第1卷，荣宝斋出版社，2007，第142页。]周兴禄认为，宋人所尚之“意”，在于“偏重主观意识，遣兴挥毫，随性特立，借笔墨以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个人学识、气质、素养在书法作品中得以充分表现。”[周兴禄：《米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135页。]

米芾书法既是宋代尚意书风的最主要组成成分之一，同时又体现着对东晋至北宋之间书家奉为圭臬的王羲之书法的超越。明代董其昌在为米芾41岁书《乐圃帖》所作的题跋，可谓对米芾一生中不同阶段书法进境的最佳概括：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少壮未能立家，一一规摹古帖。及钱穆父诃其刻画太甚，当以势为主，乃大悟，脱尽本家笔，自出机轴，如禅家悟后，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虽苏、黄相见，不无气慑。晚年自言无右军一点俗气，良有以也。此为乐圃书志，遒劲奔轶，又是平生得意笔，太史公作信陵君传、蔡中郎为陈仲弓志，皆以得意，人不轻赞誉，正似此书耳。[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一引董其昌“跋《乐圃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转引自周兴禄《米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151页。]

明代安世凤《墨林快事》载其所跋米芾《芜湖县学记》，也提出米芾虽一生“梦寐古法头目奉之”，其实不过是取古代法帖借作薪炭，来炼自家本有之“丹”：

米老书所贵，独炼自己精神，全不依傍门户。即其梦寐古法头目奉之，要不过以薪炭，其丹先已在炉中，不借他分毫也，贵亦在此，累亦在此。奇形怪貌，居之不疑，就之不以函盖世间，自有此一种形貌，无足怖悸而已。此《学记》字字有体势，亦鲜败笔，又米书中之可贵者。[清代李光：《金石文考略》卷十四引《墨林快事》“跋米元章《芜湖县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转引自周兴禄《米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152页。]

当代书家评论米芾书法实践，往往止步于“集古字”一端，其实对古代法帖的学习，集其精华只是初窥门径，融会贯通才是更重要的关键步骤。上引董、安二家所说“拆肉还母，拆骨还父”“梦寐古法头目奉之，要不过以薪炭，其丹先已在炉中，不借他分毫也”，便是说米芾在书法实践中所具有的融汇之功。

米芾如此高的书艺成就，既与其对书法的痴迷、天赋、勤奋相关，也与他一生具有丰富且高端的书画收藏相关。米芾对古书画的收藏，完全不同于当时一些豪族高官那样或为牟利或附庸风雅但对艺术并无真实感情，他是既痴爱古帖，又完全、彻底地投入到对古帖的认真学习之中，如其子友仁为其临《右军四帖》跋中所记：“先臣芾所藏晋唐真迹，无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释笔临学之，夜必收于小箧，置枕边乃眠。好之之笃至于此，实一世好学所共知。”[宋代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转引自周兴禄《米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230页。]可见，他是为临习、研究而收藏。

米芾《珊瑚帖》

为获得更多近距离观赏或购藏的机缘，米芾一生煞费苦心。如其《书史》所记，当听经常为驸马都尉王诜跑腿寻购字画的宋子房说“洛阳有书画友，每约不借出，各各相过赏阅”之事，米芾于是兴起调到洛、苏之地任职的念想，无奈“平生欲调洛、苏一官，以购书画，不可得”，以至于发出“今老矣，目加昏，鉴不能精也”之叹——当他写作此书时，即便有机缘到彼地任职，也眼力不济了。

虽然有所遗憾，毕竟米芾倾一生心力于此，他终究收藏到多件稀世珍宝，如他藏有多件“二王”法帖、谢安帖以及多件唐代名家字帖。这些即便置于众多古贤名墨尚存的宋代也是天下一流珍藏，当代国博、故宫投入巨资购藏的几件古代书法真迹（其中部分尚且存疑）难以望其项背。对一些法帖，他即使限于条件不能据有，也必通过种种努力得以亲眼欣赏。这类名帖在他的书论著作中多有记载，他甚至不吝笔墨详述人、帖之间诸种际遇。比如张旭四帖，他先在关中见到宋氏收藏的石本，后来老友关杞做邵州通判时得到一件石本赠给他，他又紧抓线索不辍追寻，终于见到此帖的全部真迹。这样的高端收藏和繁富的目及范围，即便比之当代国内外各大博物馆之收藏、当代见识最高最广之文物名家之所见，也绝对瞠乎其后。米芾就是这样一位书法天分极高、成就极高，且收藏绝世精品颇多的独一无二之人，了解其书法成就之由来以及收藏、鉴赏之真实情况，方可超越往往只了解其书法成就路径之一鳞半爪便满足的当代书家的浅显识见，而更深入其书艺的内在蕴涵。

也许正是由于其所见极多、收藏极富，米芾才有可能在学养与苏轼、黄庭坚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最终取得与苏、黄比肩甚至更有过之的书法成就。当然，当代学人研读米芾书论三书，绝非仅为了弄明白书的意思，还要从他的论书文字中得到书法创作、欣赏和碑帖鉴定等方面的更真切、详尽信息，以助成、提升书法创作之能力和理论研究及鉴藏考据之学力。

二、关于米芾书论三书

本书所整理、收录米芾书论三书即《海岳名言》《书史》《宝章待访录》，著作版本情况大致如下：

《海岳名言》

《四库提要》称：“是编皆其平日论书之语，于古人多所讥贬。”所论及唐代欧阳询、颜真柳、柳公权、薛稷等以及宋代蔡襄、沈辽、黄庭坚、苏轼、蔡京、蔡卞等书家，或“皆深致不满”，或“尤极意诋诃”，不无过当之处，“然其心得既深，所言运笔布格之法实能脱落蹊径，独凑单微，为书家之圭臬，信临池者所宜探索也”，则此著之价值自不容低估。[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第131页。]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有这样的评价：“此老论书真有独到语，却又甚入人，题以名言，当之无愧。开卷云：‘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遣辞求工，去法逾远’。窃谓此数言不但论书家所应知，即论画及文艺家亦应知此义也。”[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第131页。]“入人”是指其行文可以直入人心，不为虚空之语。米芾对“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遣辞求工，去法愈远”的指摘，正是出于对古代“文艺腔”的厌恶。米芾行文落墨皆在实地，宁可用语直白，而无浮滑做作之气，其价值不言自明。余绍宋所言，更是说书画理论学者以至一般作家皆应由此味得作文要旨，则此篇之意义亦不同凡响。

《海岳名言》，传世有王氏书苑本、说郛本、百川学海本、盐邑志林本，流传较广的是《美术丛书》本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书史》

《四库提要》称：“是编评论前人真迹，皆以目历者为断，故始自西晋，迄于五代，凡印章、跋尾、纸绢、装褙俱详载之。”书中所论种种，“皆辨别精微，不爽锱黍”，且“所录诗文亦多出于见闻之外”。[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第228页。]

余绍宋著《书画书录解题》有这样的评价：“此书记其目见法书，详其藏家、纸本及印章、跋尾，实为后世著录家之祖。叙述中兼及故事轶闻，时有评论，读之觉有生气，不似后来著录家但事迻录，依样胡卢，几成胥吏簿书也。上卷皆记晋唐人墨迹，下卷记唐人墨迹及摹本刻石，兼述装禙印章等事，色色精到。”[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第228页。]余氏将此书定位为“后世著录家之祖”，亦属不刊之论。此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亦广，虽大体而言是关乎创作、书家、鉴藏三方面，但具体篇章所论述造纸、鉴墨、收藏等细节，内容亦十分细腻、具体，更因皆为米芾亲自上手、亲眼所见，其对后世研究所具有的第一手资料价值不言而喻。

《书史》，一作《米海岳书史》，传世有说郛本、百川学海本、书学汇编本等。

《宝章待访录》

《四库提要》称：“此书皆记同时士大夫所藏晋唐墨迹。”书中文字虽比《书史》简略，但二书“亦有可以互相考证者”[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第227页。]。此篇记录作者所“目睹”“的闻”之当时民间友人收藏晋唐书法情况，“目睹”部分记录亲眼所见甚至自己经手收藏过的名迹，“的闻”为作者未亲见但了解确实之书迹，两项著录合记130余件。此书开创了古代法书叙录的新体例，而书名中“宝章”二字，则是用唐代王方庆向武则天献家藏右军真迹，武则天令“中书左右崔融撰《王氏宝章集序》，具纪其事”的典故，来泛称晋唐名家珍迹。其自序谓“太宗混一天下，图书皆聚，而士民之间尚有藏者，惧久废忘，故作此以俟访”，则是书名“待访”二字所指。此书为作者元祐元年（1086）润州居丧期间著成，作者时年35岁，后又做少量补录。

《宝章待访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宝墨待访录》。传世有说郛本、詹氏书苑补益本、百川学海本、清河书画舫附刻本。

米芾《书史》之撰成，比《宝章待访录》要晚十五年以上。[周兴禄：《米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226页。]两书的记载中有部分相同的晋唐法帖，《宝章待访录》记载简略，《书史》记载较详细。而且由于两书著成时间相隔较远，将相同法帖在两书中的不同记载对照研读，除可相互补充藏品的细节之外，还可见某帖在《宝章待访录》成书时的收藏情况与《书史》成书时的收藏情况之不同。在后一书中，同一法帖往往又经历了新的一番藏家更替及裱褙装池等变化。这些都为后世的碑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细节消息。而且，米芾在《宝章待访录》记载的个别法帖，当时判断为真品，但在《书史》中则作出“非真迹”之类的表述，从中也可看出米芾鉴定实践的历时变化。这一切，都是米芾之后书画收藏家的撰著所较少具备的价值。

米芾《晋纸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