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江：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第一章应从广东写起

国内现存最早油画实物在哪里？在国内从事油画创作最早的一批画家有哪些？最早在国内开设画店的人又是谁？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上述几个问题的答案，都跟广东有关。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广州美术学院、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生导师梁江表示，谈西方绘画如何进入中国的时候，必然要谈到广东，换句话说，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第一章应从广东写起。

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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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油画家在广东

在广东新会博物馆里，有一组“另类”的油画：两个画在门板上的外国面孔的女性，身穿汉服，动态优雅，侧着身子站立。构图类似门神，十分罕见。

广东新会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门板大小的油画“木美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很可能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中国现存最早油画实物。按新会李氏族谱记载，此画为族人李仕升在明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任莆田教谕时运回。如果族谱记载准确的话，就按照最晚的洪武三十一年计算，距今也有600余年了——比万历十年（1582年）才到澳门的利玛窦自然要早。

梁江分析，“两个仕女分别画在两块木门板上，大致相当于一个真人大小。我们看到的形象，衣着有点像汉代的特征，还有一些抽纱类的装饰花纹。由于它画在门板上，长年受到烟熏火烤，已看不出服饰的颜色。但是此画的绘制者是谁？为什么是一对门神式的油画？仕女穿着是汉人服饰面部却有西洋人的特征？这些问题至今都还是谜。”

明末木板油画《圣弥额尔大天神像》传倪雅谷作。澳门天主教艺术博物馆藏。

而真正有据可查的第一批中国油画家，依然是出现在广东。

梁江介绍，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前后，广州出现了一批绘制西画的中国人。他们师从西方专业画家，临摹西方不同风格的绘画原作或印刷品，一部分佼佼者采用西方绘画技术与材料创作，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绘制了大批油画、水粉画和水彩画。这些画销售给广州的外国人，而后流向欧洲，因此得名“广东外销画”。

清康熙《桐荫仕女图屏风》，传为焦秉贞作，可能是最早出自中国画家之手的油画。

不过遗憾的是，外销画家及画工原来的中文姓名大多没有留下来，后人所知只是他们制作外销画时的英文名字的音译。广州的职业画师中西混合，以西画材料和稚嫩的技法描绘东方的风情。“他们的特色与清廷的郎世宁及其他宫廷画家的‘清宫古格’截然不同。由于‘林呱’这些‘无名’画家的画法，以及他们与钱纳利之间的关系，广东外销画是清宫油画之后，中国早期油画的又一重要现象。”梁江说。

在海外史料中从事外销画最早的人叫Spoilum（中文姓名无考，音译史贝霖），乾隆末至嘉庆初是他的绘画经营盛期，国外保存着1789年他为夏威夷一位贵族妇女画像的记录。

海内外学者对史贝霖的确切身份和行迹，有多种不同看法。其中有学者认为史贝霖可能跟关作霖为同一人。

关作霖出生年代当在乾隆二十年前后，主要活动在嘉庆中叶，即19世纪初。《南海县志》有小传：关作霖，字苍松，江浦司竹径乡人（现属佛山南海）。少家贫，思托业谋生，又不欲执艺居人下，因附海舶，遍历欧美各国，喜其油画传神，从而学习，学成而归，设肆羊城。为人写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

梁江表示，关作霖是国内史籍有明确记载从事油画创作最早的画家。他说：“关作霖作为有正式文字记载最早去欧美学习油画的中国人，也是最早在国内开设画店，销售自己油画作品的人，这是无可怀疑的。”

与关作霖有同等影响的人是关乔昌（林呱），后者师从英国画家钱纳利。

02

广东“外销画”与宫廷油画并立

咸丰年间（19世纪30-60年代）是外销画的鼎盛期。当时广州十三行集中了很多外销画专营店铺、作坊，很多是前店后坊，画工有二三千人之多。外销画的制作过程是流水作业，有人起稿，有人上色，有人勾线。

梁江介绍，当时的外销画分为不同类别，大宗的一个是油漆画，二是通草纸画。外销画顾名思义主要卖给外国人，所以作品多迎合外国口味。外国人喜欢广东风物，因此外销画的主题多有当时广东的风光和民俗。早期的外销画画法有比较浓厚的17世纪荷兰的绘画风格，后来又转向英国式。

清末《广州戏棚一景》，作者不可考，藏于香港艺术馆。

广州艺术博物院研究馆员陈滢曾就这个现象专门撰写《清代广州的外销画》，她介绍，“在靠岸停泊期间，他们将大批丝绸、茶及瓷器装载到船上，同时水手也必定去寻找、换取或购买礼品，以便带回去送给家人或亲戚。他们购买的物品中，有一项便是绘画，其中又以壮丽的风景画、或是人物画像最受欢迎。主要是这些画的题材，都是中国山川风物，却具有西洋绘画风格，但都是由中国艺术家们手绘而成的……这些画的购买者多为西洋人，所以我们称这些画为‘贸易画’。”

刘淳在《中国油画史》里如此介绍：油画最早由欧洲传教士带入中国广东，因此广东是中国最早接触欧洲油画的地域。在后来的发展中曾出现过南北共存并对峙的态势——北方宫廷皇帝对传教士画家的御用而使北京成为油画重镇；在南方的广州口岸，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民间绘制的油画在较短时间内剧增并逐渐成熟，也形成了南方油画重地。从而构成油画在中国传播的三个重要途径——传教士的文化传教，宫廷皇帝对油画的偏爱，中西文化、经济上的交往中出现的民间油画。这三条途径构成了中国油画的早期形态。其中，广东“外销画”在中国油画发展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梁江也认为，广东外销画的兴盛，是研究中国早期油画史必须关注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史实。

后来，随着摄影和制版印刷术的出现，外销画逐渐式微。至道光、咸丰年间，摄影术的传入代替了画工的手工作业，很多画店的销路大受影响，外销画由此走向衰落。

03

中国美术的变革思潮从广东发起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慷慨陈词，阐述遍历“百国”之画所得结论。认为中国宋代以前绘画“未尝不极尚逼真”，这种画法“今欧人尤尚之”。他开出救治几百年沉疴的偏方，是以十五世纪以前的院体画为“正法”，“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由此引出20世纪中国的美术变革思潮。

在这一时期前后，到国外学西洋画的广东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李铁夫、冯钢百、梁銮、雷毓湘、陈抱一、赵雅庭、许敦谷、关良、谭华牧、梁鼎铭、胡根天、陈丘山、徐守义、梅雨天、容有机、李澄之、关金鳌、林风眠、余本、符罗飞、吴琬、司徒乔、李桦、胡善余、胡光弼、丁衍庸、任真汉等五六十人。

李铁夫油画《静物》。

梁江表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归国从事西洋画的创作和教学工作。有些人活动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杭州、苏州和港澳等地，从事西洋画创作与教育，引领风尚，影响至今犹在。

美术理论家吕澎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中如此写道，李铁夫“在学校不断获得各类奖项以及对重要艺术活动和组织的参与表明他对油画的理解与掌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尽管李铁夫被认为是最早留学国外并在艺术方面卓有成效的艺术家,但是他在艺术史上的位置具有更多的象征性：美国同行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异国学生看待，而中国的年轻人对他知之甚少。”

相比李铁夫，冯钢百留学回国后，相对受到了重用，1921年，他回到了广州，成为中国国内最早传授西方油画知识的画家之一，那一年，冯钢百与胡根天、徐守义等人在广州组织成立的“赤社美术会”，是广州第一个由社友自己出钱出力组织、研究、创作和传授西洋画的美术团体。应当说，广州民间关注西洋画的历史很早。

一幅图版有“油绘，高1尺2寸，宽2尺，番禺高奇峰油画”字样。

在那个时期，在广州报纸上，也经常能看到中国画家以西洋画法创作的作品，甚至包括高剑父、高奇峰早年鲜为人知的画作。其中，有一幅图版有“油绘，高1尺2寸，宽2尺，番禺高奇峰油画”字样，高剑父较少见的作品也见诸报端。“从当年的出版物中可以看到，当年‘岭南派’的几位大家都很时尚，对西方的新事物反应很快，用现在的话讲是很‘前卫’。”梁江说。

除了油画家，广州的西洋画美术团体也非常活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有众多非常活跃的西洋画美术团体，尤以赤社美术会影响为大。赤社办了12年，培养了不少西洋画创作人才。1921年，广东举办了首次全省美展，赤社也办了一次美展。据资料，赤社第一次举办西洋画展览就有160幅作品，其后办了好几次展览，而且展品众多，不但有油画、水彩，还有木炭画、粉彩画等。

这一时期在广州，私人开设的画社和小型的美术学校很多，粗略统计有20多家。这些画社、学校，有的带有商业性质，画月份牌、临摹复制外国名画，也有一些画社偏重西洋画的创作探索。

梁江介绍：“吴琬（吴子复），后来是很有名的书法家，广州中山纪念堂的总理遗嘱碑文是他题写的，但实际上他早期是非常有名的油画家，画法学马蒂斯。这一时期活跃在广州的画家，如郑可，后来在工艺设计、陶瓷卓有成就；李桦，后来成了中国版画大家；余所亚，在北京电影界以舞美和漫画著称。还有伍千里、赵世铭等，他们一起搞青年艺术社。其他如梁赐鸿、赵兽、李东平等组建‘中华独立美术会’。”

赵兽1934年作品《颜》。

04

中国美术数次改变，广东是主角

民国时期，中国的留学生到西欧的时候，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已经取得了稳固地位，学院派的古典艺术渐趋式微。在日本，以黑田青辉为代表的新进画家，以印象主义的艺术观念改变了日本美术教育的内容。由于日本不像法国具有深厚油画艺术传统，中国留日学生（包括最早的李叔同）在艺术上普遍倾向于印象主义以后各流派。留欧的则偏重写实主义美术。

梁江表示，“李毅士、吴法鼎、李超士、徐悲鸿、颜文樑、常书鸿等人留学归国后，大部分以美术教育为职业，通过学校传播自己的艺术观念和绘画技法。从这里，便分出了不同的观念与路线。”

回顾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几个重要节点：1918年，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艺术学校（后改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是广东人郑锦筹办，1922年，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成立，设西洋画系。许崇清任校长，胡根天任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冯钢百。1923年，高剑父在广州府学西街创立“春睡画院”。1928年，林风眠在杭州创建国立艺术院（后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为首任院长、教授。

林风眠是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他的作品《伎乐》。

1936年秋，有留学经历的梅州人李金发开始执掌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他对岭南画派的艺术观念赞赏有加，岭南画派的黎雄才、赵少昂、黄少强、周一峰、叶少秉、苏卧农等受邀加入市美国画系的教职队伍，开启了岭南画派在华南地区第一所公立美术学校的教育历程。

在梁江看来，100余年来，改变中国美术最关键的有三大因素：第一是西方现代教育模式的引入，改变了中国传统书画的传授方式；第二是西方展览制度的引入，改变了中国画的观看和品鉴方式。以前文人雅集，曲水流觞，三五知己品赏把玩，重在怡情养性。后来改成了展览制度，要按照某种主旨需要进行主题性创作，层层筛选后的作品被摆放到某个展示场合里，首先突出宣传与教化作用。由是，作品的功能改变了，内容变了，技法形式改变了，连尺寸和装潢都大大改变了，这和中国书画艺术最深层最内核的东西是不是已经相去甚远？第三点，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在前述失去了“德性学问”的社会氛围中席卷一切的。金钱改变了人心，颠覆了我们历来奉为不渝的所有价值观念，衍变出当下社会的为人处事方式，也在专业界以至全社会重塑了有关艺术的全部评判标准。

梁江说，观照当下的中国美术，呈现出几种趋向，或守护传统，或注重创新，方法上有移植杂交的，偏重学院或民间的，加上新观念、新媒材、新技法，呈现出“多元驳杂”的总体形态。但什么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呢？“我以为，所谓当代艺术，一定要传达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体验，要有自己的语言方式，要有独特的视觉创造。中国当代艺术走到21世纪的新阶段，问题已聚焦于建构，‘建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主题词。从广东，从西画走入东方400年走到现在，归根结底我们应当续写开放变革新章，在艺术上必须有所创造，有真正能留得下来，能不愧对后人的东西。在以往的历史或文化研究领域中，有一个常见误区——只把广东作为一个地域或区域案例看待。其实，在近现代中国美术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行程中，广东多次都是历史大变革的主场，是先行者和引领者。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广东这个平台多次是历史大变革主场而非分场。广东人（在广东的人）在舞台中心，是主角而非配角。由此对应的，涉及对许多广东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广东人做了主角而不自知，‘岭南派’能争到鼎足而三就很知足了。以往不自觉的配角意识，区域或地域文化的惯性思维，导致学术研究鲜有突破。”

（来源：Q谈 梁志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