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嗣德·水墨画丨用心用情地关照小人物的悲欢，从世相百态中把握时代脉搏

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历经变革与发展，不仅在艺术语言的现代性方面进行了多元实验与探索，而且在激活中华文化本体内部的创造力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开掘。现代水墨人物画因其不同寻常的时代属性，在东西方文化观念的碰撞与互融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衍进路径和面貌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水墨人物画在文化品格、精神诉求和语言建构诸方面所取得的学术积累与艺术成就，见证并浓缩了现代中国美术守正创新的发展之路。

秦嗣德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一代画家，他对水墨艺术的社会背景、审美取向和观察视界具有更加深刻的时代烙印和心灵轨迹。作为当代表现性水墨人物画的代表人物，他以并行时代、不悖初心的进取与自觉，始终围绕“人”的本体价值来构建自己的艺术天地，对传统与现代、写生与创作、研究与教学等课题展开深入地实践与探寻，作品将人文关怀与审美经验汇入时代的洪流，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与朴厚的宏博气象。

《乡恋》

一、在与时代互文中感知现实主题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巨大变迁和发展机遇，也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画现代转型中的经验得失有了更加客观准确的认识。现代水墨人物画伴随着现实主义的正本清源与时代发展，以崭新的视角和感受直面现实主题，在传统赓续与现代表达之间，不断探索与创新，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格局和多元的面貌。秦嗣德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注重在现实人文关怀中，通过表达个体与社会的依存关系来切近时代命题，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的担当。他认为“用万物相依、众生平等的哲学情怀，广泛关注当下的各个层面，是对社会现实的真诚表达”。这种明确的文化主张和精神指向，使他的水墨人物画能够以日常生活叙事来透射人生况味，通过对时代生活的多向度观察和反思，展现出人物的灵魂足迹和生存状态，在主题阐释与精神气质方面与时代形成了紧密的互文关联。

秦嗣德用“并行”而非“同行”来表述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是颇具深意的。在笔者看来，“并行”是一种同向而有距离地前行，艺术家的“旁观”态度，并非情感的疏离或隔膜，而是为了获得相应自由的艺术表达空间，来完成自身的独立判断与陈述。秦嗣德早期的《出栏》（2004年）具有浓郁的风俗性倾向，憨态可掬的情态把握与造型夸张，体现出画家取舍生活元素的特殊能力与修养，人物形象呛人的烟火味，凸显出原汁原味的“黑土地”特征，野趣淳朴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田黎明先生曾说：“嗣德的水墨人物画来自他内心对朴素的向往，他对土地的感情、对农民的热爱远远超出了他对闹市的感知。”如《在春天里留影》（2010年）与《流动的乡土》（2012年），两幅画作在时间上虽然有前后，但相近的构图所形成的视觉呼应，却有余味无穷且发人深省的内在关系。前者聚焦乡村的留守老人，后者描绘四处漂泊的农民工，画面弥散的迷惘与悲怆感，既是温暖的关切亦是尖锐的叩问。画中饱经风霜的人物群像，隐现出从生活的合力中去刻画对象的深厚功力，在重构真实生活形态的同时注入了充满韧性的生命力量。这些特定社会阶层的劳动者“合影”，充盈着人性本质的善良和顽强，作品直抵生命的表达超越了具体地域时空的局限，彰显了普适性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本能。作者在喧嚣的时代里，用心用情地安放关照小人物的悲欢，体现了艺术映照社会良心的文化自觉。

秦嗣德的水墨人物画注重“平民立场与人文情怀并重”的双向追求，他认为当下创作中存在的主题类同、语言相似、图式概念的原因，是对当代社会现状的观察与表达“有技无道”的必然结果。因此，他在直面现实的“破题”中，不仅要求打开形式表象的窗口，而且能够在观念与精神的层面登堂入室。他注重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平凡普通的个体状态中凝练、捕捉群体意识和社会问题，并通过对人生价值与精神归属的追问与探究，去铭刻时代变革的印记。《厚土》（2008年）的构思与表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画面中与土地融为一体的农民具有显著的象征意味，他们聚集在沉沉的山峦线之下，异样的胭脂红肤色，在苍茫沉重的墨色中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视觉矛盾和心理反应；万绪千头的线条皴擦点染，形成极具动感的节奏与疏密相间的肌理，有一种如诉如泣的情感纠结与情绪释放；朴拙的形象与浓郁的氛围相得益彰，以强劲的视觉触动解密了人与土地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一手天下》系列（2018年）、《别——逆行者》系列（2022年）等作品关注的均是身边的人和事，作者的视角平整温和，那种小中见大、虚中见实的现实观照，将时代的细密注脚了无痕迹地投射到对象的塑造表达之中，从而使作品具有管窥时代的功能和价值，在留下时代珍贵历史镜像的同时，增添了主题的感染力和穿透力。

《一手天下——约会》

二、以普通人的历史见证时代变迁

写生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薛永年先生曾指出：“写生，作为百年以来形成的美术新传统，既是引进西学的产物，又是为纠正时弊对师造化的回归，一方面推动了创作源泉追溯，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绘画语言的丰富。”尤其在现代水墨人物画创作领域，写生在提供新的认知世界的视觉方式与重拾中国传统精神两个方面拓展了表现空间与精神内涵。秦嗣德出身于专业院校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不仅具备扎实全面的功力，而且具有不断实践的思考和积淀，这种往复研究所形成的螺旋上升过程，使他的写生已不再是传统意义所指涉的表现形式而具有了独立的创作价值。他认为：“写生所独具的原创意识会使艺术家的表现形式和造型观念在直面现实中产生诸多可能性……写生推进了人物画创作的表现深度，写生的过程使艺术的表达更具主观的思考和文化的自觉意识。”写生与创作的交融互进，使他的水墨人物画具有了别开生面的叙述方式和文化性格，洞悉人性的人物写真，具有深刻的个人体验与主观表达，使日常生活与时代变迁、个体境遇与社会现状，通过芸芸众生的“肖像”景观来见证呼应，实现了水墨人物的语境扩张与主题拓展，并形成了作品的当代情境与精神诉求。

秦嗣德的写生创作力主通过个体心灵的塑造与剖析来扩张其在当代水墨人物画中的概念转换和表现意义，他显然已经不满足于人物在传统笔墨与西方造型观念的交汇中所呈现的一般样态，而是从形象性与精神性两个维度来切入人的本质和现实，将水墨的民族性与表现性融入当下文化观念与时代审美中去深度思考与实验探索，独特的观察角度与深刻的形象塑造构成了秦嗣德水墨人物充实而丰富的人文图像志。他早期的水墨十分强调形象感的精确把握，尤重“补水墨人物写生之入微之不足”，在既重笔墨又重形象深入刻画的工写结合中去以形取神，从而到达神形俱佳的境界。如《耳奇者》（2010年）《山涧》（2012年）等作品，形体特征的夸张提炼与偶态神情的精准攫取相辅相成，给人以多角度体验之后的综合凝现，有一种虽现于笔下却长于泥土的厚实感与生命力。从人物的世相百态中去把握时代的脉搏，形象的真实性与现实感显得尤为关键。秦嗣德的写生具有较强的现实介入意识，他画中的形象不是“符号”而是鲜活丰满的“人”。他十分讲究造型的格调和质量，在注重绘画意趣和审美需求的同时，能够倾情融入社会关怀和生命体悟。如2022年创作的《广场》《保安》《一手天下——约会》等作品，不仅形象与人物的身份状态贴合得天衣无缝，而且具有丰富的咀嚼细节和造型寓意。如果说看见也就意味着另类的碰触——所见之处即所及之处，那么作者显然将触觉性的视觉透过对象的身体而探入了人的心灵，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傲慢、欢欣、困惑、悲伤……跃然纸上。秦嗣德水墨人物中的恰切与精准的形象叙事，既浓缩了个人的命运沉浮，同时也汇成了时代变革的共生截面。

思想和认识支撑着创作，见识、格局、知识储备决定着艺术家的输出。秦嗣德人物画高度的精神性传达具有明晰而深刻的观念输出痕迹。他认为：农耕文明与都市文化的裂变矛盾所产生的文化漂移感与乡土流动性，是一个值得世人警醒与重视的问题。作为“一个融入社会并与社会并行的艺术家，心智常常背负着一种悲剧式的沉重”，通过形象的精神性发掘来传输他的认知和体验，成为他“舒压”的重要途径。他行旅岜沙、藏区、惠安等民族地区的写生，作品聚焦的重点已不再是地域人文风情的采撷和展现，而是人与自然交融后所焕发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生活阅历的积累与技法层面的自由，使他对形象“神”的发现和摄取具有了丰富的经验。他从原始艺术的灵感渊源或形式资源中汲取养分，捕捉独特民族文化所充盈的精神意象。如《小路悠悠》（2012年）《远退》（2017年）《观》（2018年）等作品，不仅把观察到、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而且将骨子里的悲悯情怀、价值判断、审美取向糅合在一起，通过形象的内蕴与张力，显现出强烈的精神指向和观念诉求。他的一些双人构图的人物画，并置关系中的相互隔膜与淡然令人印象深刻；那种情绪的疏离感与神态的紧张感，形成了既冲突又相互制衡的特殊情境，具有现实诘问与社会反思的隐喻与象征，坦露出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以赭红为主调的肤色处理是他人物画的标志性“表情”，这种极具刺激性的色彩渲染，给人一种张扬而神秘的视觉效应，在形象塑造上增加了情感浓度和精神维度。秦嗣德写生人物画在坚守水墨本体语言与跨越文化观念方面的学术追求与探索，能够通过主体的视角与表达，将个人的面貌汇入时代的风景，诚实的主题回应与准确的精神注解，获得了大众的认同与共鸣。

《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