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画家崔立豹的工作室里,堆积着各种看似毫不相干的材料——宣纸的边角料、废弃的沙石、风化的木板、褪色的布料。这些被常人视作废品的物质,在他手中却获得了新生。当被问及《折子戏》的创作过程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这幅画始于一次图书馆的偶遇,但完成于对材料的‘驯服’。”
崔立豹的艺术实践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材料思维”。在《折子戏》中,他将戏曲人物解构为线条与块面的交响,通过麻布与宣纸的对抗、丙烯与墨色的交融,创造出一种视觉上的“通感”体验。观者能“听”到色彩的声音,“触”到线条的节奏。这种创作方式打破了传统绘画的二维局限,使画面产生了雕塑般的空间张力。他刻意剔除戏曲服饰原有的华丽色彩,只保留几块经过严格计算的色域,这种“减法的勇气”让材料本身的质感成为主角。
崔立豹的艺术哲学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调和”特质。他既深谙中国传统绘画的“骨法用笔”,又掌握了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色彩张力;既尊重材料的物质性,又追求超越物质的意境。这种平衡在《折子戏》中体现得尤为精妙——戏曲人物的水袖化为一道凌厉的笔触,脸谱被简化为几何图形,但观者仍能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波澜。这种“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境界,正是崔立豹对传统戏曲文化的当代诠释。
值得注意的是,崔立豹对综合材料的运用绝非简单的拼贴游戏。在《时代印记Ⅱ》中,他将山东运河码头的记忆碎片重组为一个文化符号,通过铁锈颜料与砂砾的混合,在画布上考古出一个时代的肌理。这种创作方式令人想起地质沉积的过程——每一层颜料都是时间的刻度。他像一位视觉诗人,用砂纸打磨出的痕迹吟诵着工业化时代的挽歌。
在全球化语境下,崔立豹坚持从本土文化矿脉中掘进。他的《时代印记》系列不是对运河码头的简单再现,而是通过黄河流域的视觉符号,构建起一种文化认同的图腾。当大多数年轻艺术家追逐国际潮流时,崔立豹却转身潜入地方戏的唱腔、运河船的锈迹、老城墙的斑驳中寻找灵感。这种文化自觉使他的作品既具有当代艺术的实验性,又保持着鲜明的东方美学基因。
对他而言,艺术创作就像一场文化的考古发掘——在材料的褶皱里,在色彩的断层中,打捞那些即将消逝的文化魂魄。这种创作姿态,或许正是当代艺术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可能路径。
崔立豹部分作品欣赏
折子戏 2011
布面宣纸、铅笔、皮纸、瓦楞纸、油彩、丙烯和沙石
100cm×80cm
风云印迹 2019
布面油彩、沙石、木炭、铅笔
130cm×150cm
流光岁月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