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的至高境界是“胸怀丘壑”而“放眼世界”——孙永谈山水写生

中国画的“山水”相对西画的“风景”而言，两者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载着本民族更多广博丰厚的“隐喻”、“诗性”和“哲思”的人文内涵。

山水画在我国千年绘画传承发展的长河里一直扮演着主角——历朝历代被推崇公认的代表人物均以山水画家为主（而西方一直以人物画为主）。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背后其实无不蕴含着诸如“以物励志”、“以境养心”、“触景生情”，或是“以丘壑抒胸怀”和“林泉高致”等等祖先的哲思导向和人文积淀。这种人与自然、文化、艺术四者间如此紧密、和谐地联结并完美彰显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无疑是唯一并至高的。

中国的山水画自五代、两宋至元代业已登峰造极，而明、清两代数百年却被世风困囿、衰萎于前人之蕃篱——笔墨甜俗而庸懒，技法陋陈而僵滞，意境苍白而虚无……总之，那种既程式化且教条化的艺术形态，已被后人广为诟病（而恰恰在此消彼长的定律下，花鸟画倒是脱颖而出了几位旷世奇才）。

由兴盛转而衰落，究其根本，初前三四百年的山水画鲜有本章可寻，画人唯有以自然风物为师，潜心揣摩，悉心领悟，自成体系后方可成为楷模而流芳后世（前些年我去太行山荆浩隐居地采风写生时对此感触颇深）。而后之五六百年，则因为有了大量前人存遗的本本，惰性地依样画葫芦在所难免，闭门抄袭蔚然成风，当年的人们都时尚般地浸淫于前人之衣钵，“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纷纷“东施效颦”，于是便一个个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前人的“小妾”或甘为“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