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庆和丨艺术要透过每个个体的片面才能折射出时代的光

中国水墨艺术在近一个世纪历经了从文化到媒介再到观念的裂变创新，在今天形成了由“中国画”“水墨画”“水墨艺术”三种形态并行的绘画生态。最广为人知的“中国画”名词，实际出现于清末民初之际，被正式用于现代教育学科命名，则已至20世纪后半叶。“水墨画”作为代表中国传统绘画典范的最高艺术形式，在20世纪被用于区分传统中国画语言、文化和形式的名词，几乎到了20世纪80年代。而“水墨艺术”这一类型，则是传统水墨媒介在借鉴当代艺术观念创作后，去“唯媒介论”的一种观念为上的文化水墨概念。以上名词的时代变迁，既反映了中国水墨艺术丰富的可塑造性，也折射了因文化变迁带来的艺术语言创新。但值得重视的是，艺术创新并非单程线，而是在反复裂变中沉淀出更丰富的创作类型。每一次观念革新对中国水墨而言，都意味着一种新形式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推翻传统禁锢的险阻——上世纪90年代，谈及中国画的“笔墨”语言话题，仍然较为激烈，在世纪末甚至还形成了吴冠中、张仃之争。具体地说，这些观念变迁，总是抽象的，但回到艺术家自身，他们的思考与作品，才是反应抽象变化的微观体现。

因此，策展人、批评家李国华采访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中国著名艺术家刘庆和，从艺术家的生活出发，来分享关于水墨创新和艺术家时代责任，以及作为高等艺术院校教师对青年人创作有益的建议等相关话题。以期本此话题能够给予青年水墨创作者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

Part 01.关于艺术与创作

▲刘庆和工作室

李国华：您的作品以水墨为媒介却充满当代性，因此也经常被归类于“新水墨”或“当代水墨”。您如何看待水墨的当代性？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您如何找到平衡点？

刘庆和：去年我在北京798唐人艺术中心的展览，其中有一部分展出的是几十年前的旧作，这让我意识到随着水墨实践的进程，自己已经走过了四十余年。如今，关于水墨的话题议论似乎少了许多，对于意义作用的理解与以往也有了不同。随着时间的推进，你会发觉少了责任感的心态，会对很多事情不在意了。虽然还是一如既往地工作，但会变得随心、随遇，人也就更接近直觉。我所理解的直觉，是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的判断和暗设的底线，这是埋在心里的刻度，是条件反射似的对于生活的丈量和定位。判断是随着疑问的开始而建立的，比如几十年前的自觉是，不想沿着别人踏过的烂熟的路走了，在中国画创作的集体意识之下，探讨个人所理解的生活现实表达，其难度和乐趣完全是个人的，也是难以分享的。

当代水墨总是被拿来与传统水墨相比而论，这就很容易站在阵营的立场看待对方，结论自然是自己正确。在我看来，如何评价当代或传统，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看你所称道的还有多少未知的领域和可以思考的空间。不难发觉，几十年来的关于水墨话题的争论，实际是误入到“水墨精神”的局限之中，把水墨技巧作为“水墨精神”的图解，自然让水墨更加焦虑。“中国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代表了中国文化特色的不可替代性，也是一句漂亮的口号，但同时也妨害了人对外部世界观看的兴趣和欲望。创作当中想了什么，这本是极为普通、自然的问题，想象空间的大小意味着水墨表达的多种可能，而更多的人是沿着熟悉和规定的路走着。

谈到新水墨，我觉得所谓“新水墨”不是平行在“当代水墨”一侧的另一种方式，只是一个相对于传统笔墨的提法，这里的“新”只代表着时间前后的新旧关系，在资本的鼓噪和诱因下“新水墨”也变成了开往目标的“文艺”号。大概这个年龄段的艺术家与之前后的艺术家有个不同点是，他们根本不在意关于水墨的争议，他们关心的是现实生活和自我认同那个敏感的点，这是社会的“点”，只不过影响到了水墨当代。这不是艺术家个人的困惑，是时代的“腔调”下对现实的顺应和无奈，是另一番强调集体意识忽略个性的鼓噪。在学院教学里，这股倾向更是难以学术担当，处于大环境之中的学院水墨，在几近“黄昏”的时候，将“新水墨”误以为是一股清流，让年轻人误读。表面上是逢迎市场的心态，实际上是面对“情势”的趋同和妥协。不得不说，“新水墨”实际上是对水墨创作现状的再次搅动，是假以创作的姿态离开了创作本身。我所了解的这个年龄段的艺术家根本没在意将自己归到哪个提法里面，有活力有创造力的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体会》 68×68cm 2025 纸本水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