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丨走出清代碑学——当代书法的世纪转换

从书史整体逻辑来看，清代碑学是失范断裂的歧路旁出，与整体书史构成了对立紧张状态乃至改写。因而在清代碑学已经过去将近两个世纪的当代，理应走出碑学时代，对碑学予以瞻顾回望与反思清理。因为清代碑学带给整个书史尤其是近现代书法史以太大的冲击颠覆以及由此而来的困惑和窘境，从文化形态到审美观念，从笔法到风格，从文人化大传统到民间书法小传统，清代碑学以对帖学的宰制与颠覆，而使书法史谱系完全断裂、改写。

由于碑学观念预设的策略化，使碑学晚期所倡导的旨在化解碑学危机的碑帖融合成为书法史的效果历史。它牢固地控制住近现代书法史的创作观念，并几乎直接影响到整个二十世纪书法史。由此近现代书法对碑学的接受，几乎是普适化的，而帖学则始终处于由碑学所造成的时代所压的沉沦地。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及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帖学才最终摆脱碑学的笼罩而在帖学经典化转向中获得独立地位。

要搞清楚碑学的问题，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因为它几乎渗透牵涉到从晚明到清代近三百年的书学及思想史、审美史与整体社会思潮。从而碑学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法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它是晚明至清代整体社会思想、审美观念在书法领域中的反映，而碑学也以其泛化的书学观念与创作形态承载并反映出由晚明到清代这一段漫长的社会文化和审美历史。

明乎此，则碑学在近现代书法史上的普适化就是可以质疑反拨的了——要之，碑学之产生不是出之必然，而是偶然——明亡清兴，心学被理学的阻断，导致帖学高潮的衰颓与帖学末流的产生。晚明清初遗民清流对王阳明心学的反思批制与个体审美理想的固守，使清初书法呈现出复杂局面。帖学内部傅山对赵、董帖学的批判导致书法审美观念的激进化，继而在草书传统于傅山手中终结时，帖学内部已难以产生推动自身发展的动力，由此从帖学外部寻求一种书法异质力量便成为一种书史必然趋势了。

碑学作为书法异质力量从一开始便具有思想史反叛变革性质，它顺承于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并结合乾嘉述史考据以及对民间书法小传统的开掘，而使碑学与官方正统帖学之间内蕴一种反拨张力。由此碑学经由阮元、包世臣发展到康有为，碑学与今文经学结合而成为托古改制的激进主义书学便是必然的逻辑了。

一切理论形态终究归结于践履。碑学也不例外。正是在碑学的体究践履中，它的问题与负面效应也全面显现出来了。如去文人化，否定帖学笔法，草、行书灭绝导致缺乏审美高度，一味雄强霸悍造成书法古雅意境的沦丧等等。

从种种迹象看，清代碑学对现当代书法构成深层影响和制约。这主要表现在书法史观念与具体创作实践层面。如清代碑学造成一种书史假象，即帖学难以脱离碑学而独立存在，帖学的衰落是由自身笔法造成的，碑学是书法史的整合主导力量，并强分南北，视帖学发源之北派（如蔡邕为笔法之祖、钟繇为南派之祖）为中原碑刻拙陋，无视中原帖脉源流，自认改写并拯救书法史，这无疑是对书法史的歪曲误读。

但是这种主观的碑学逻辑史观，却建构起横亘清代碑学到近现代书法史的碑学谱系，并从书史深层对现当代书法史构成一种宰制。以至即便在当下，还存在一种公众话语，认为帖学无法离开碑学独立存在，但却并不能够从史观上厘清广义的碑学问题。如清代碑学能否代表广义的碑学笔法？在清代碑学之外，在魏晋之前的碑学是一种什么形态？它与清代有什么不同区别和联系？篆籀笔法作为广碑学笔法与古代草书的联系；清代碑学相对于帖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与源流问题；清代碑学瓦解帖学的书史致命因素及带来的书史危机；清代碑学由疏离帖学而导致的碑学危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