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头一轴未展,墨香已隐隐透出。那不是寻常的清逸的兰芳,亦非恬淡的菊影。那气息沉厚、钝拙,仿佛一截经了霜雪、受了千年风烟的古木,又似一方深埋黄土、刚刚拭去锈色的青铜鼎彝。徐徐展开,果然是石正军先生的墨梅:枝干盘虬如铁,不见寻常梅画的俯仰生姿,却以中锋篆籀之笔,如凿如刻,迟缓而坚定地行进在宣纸之上。每一处转折,都似弓弦引满,蓄千钧之力而未发;每一段飞白,皆如断碑残碣,噙岁月风霜之涩。

这墨色,也非“墨分五色”般的灵动画卷,而是浑然的、近乎玄铁的“一色”——一种在枯湿浓淡极微妙的差异间,构筑起山岳般体量与骨骼的“铁色”。观画久之,竟不似在赏花,倒像在摩挲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史书,聆听一段从青铜深处振响的太古元音。这正是石正军花鸟画扑面而来的“中国味道”——一种深植于文化母体,以金石为骨、以书意为魂的当代精神图景。

中国花鸟画,自徐熙野逸、黄筌富贵以降,历经宋人精微、元人幽淡、明清写意,其美学范式早已在“笔墨情趣”与“诗画合一”的范畴内臻于圆熟。然而,石正军的艺术实践,带来了一种沉静而深刻的范式突破。他的梅兰竹菊,初看是旧时月色,静观则别有乾坤。其核心的“陌生感”与“重量感”,源于他将中国艺术中另一条浩荡的潜流——金石碑版之学,创造性地、系统地灌注于丹青血脉。这超越了“以书入画”的常见理路,实为一种“以金石学养重塑画魂”的美学重构。清人刘熙载谓:“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石正军的艺术,则将此言引申为:“画,亦如也。如其书,如其印,如其金石气骨。”他以篆籀之圆劲朴拙为根基,以刀刻斧凿般的笔意替代柔毫勾染的习气,使笔下风物,超越了物象本身的婉约,获得了“纪念碑式”的永恒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