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立的纸本大写意,首先完成了一场对传统文人画美学的“祛魅”与“重构”。他挣脱了明清以降文人画中常见的纤弱、内敛与程式化倾向,直溯汉唐的雄浑气象与宋元的磅礴格局。其笔下花鸟、山水,绝非小情小趣的玩赏之物,而是承载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意识。

这种大写意之“大”,在于其精神气象的宏阔,在于其笔墨语言的纯粹与极致。在波洛克、德库宁等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大师以狂暴的笔触探索潜意识与存在焦虑之处,汤立则以中国书法性的线条与泼墨,演绎着“庖丁解牛”般的“技进乎道”,传递出一种基于天人合一哲学的从容与逍遥。他的艺术,在世界艺术的谱系中,确立了一种与西方现代主义并行且内核迥异的东方现代性范式。

二、青花釉里红:火中取栗的写意精神与材质哲学的升华
倘若说纸本大写意是汤立艺术精神的“体”,那么其“大写意青花釉里红”的陶瓷创作,则是这一精神在极端物质性挑战下的“用”与“升华”。他将大写意从二维平面延伸至三维的立体塑形,并投身于窑火这一最不可控的“共创者”之中,这无疑将其艺术推向了更具哲学深度的探险。

1.材质的诗学与风险美学:青花之钴料,沉静幽蓝;釉里红之铜红,绚烂炽烈。二者于泥坯上相遇,本已构成阴阳、冷暖的视觉哲学。然而,釉里红难以烧成,对窑内温度、气氛的要求极为苛刻,素有“窑变无双”之说。汤立选择以此作为写意的载体,本身就是一种美学上的豪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