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缘之美——胡立伟的艺术求索之道

人们通常认为当今的文化艺术都是多元的形态，只要你认真去做，就可以成“家”。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尊崇中规中矩，无方圆便不成规矩，从这个角度上看，真正的“成家”没那么简单。

毕加索认为：“对我来说，艺术没有过去和将来之分。如果一件作品无法在当今持久地生存，那么它就没有思考的价值。”毕加索这位世界级大师，他认识到作品的生存首先应该是当下的生存、持久地生存，才能引起社会对作品的关注与思考，这个看法表面上似乎太实用主义了，而从深处上看有其不同的意义。

我们认同毕加索这个观点，但也认为这确实是个难题！我认为观念与情感、情感与技巧的统一这三个方面最为重要。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家怕特里克·弗兰克在其《视觉艺术史》著作中，多处提及中国艺术的独特性。他认为：“在中国的绘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中国人对自然的旁崇。传统的中国画家努力表现蕴含在每一种物体中的精神。……画家在挥毫之前，都必须十分仔细地在脑海中思索冥想，其目的是使作品能在观众的视赏印象和心灵感受之间达到调和”。弗兰克所言的视觉印象即指具体物态化的作品，心灵感受包括了创作者自身的感情传递，也包括观众欣赏作品后的审美感受。这些因素得以调和吻合，作品就具有了持久生存的可能。而这些自然与创作者的艺术观念、创作情感和表现技巧是否一致密切相关。

胡立伟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实践中砥砺前行，可以给出我们诠释艺术观念、创作情感与表现技巧高度契合的例证。

对胡立伟的艺术观念的了解须从“方竹园”的命名谈起。大部分艺术家都可能以某个名人的赠言或嘱语、某件感人事物或金句作为鞭策，命名画室或书斋。胡立伟很早就对竹情有独钟，他尤其喜欢方竹，所以在他工作室的小院里种有方竹，室名题为“方竹园”。方竹园的命名，表面上仅是小院的一个地理位置标记，实则颇有内涵。

胡立伟为人直爽坦诚，办事讲究干脆利落，朋友圈中大家都认为他是性情中人。他极为喜欢画松，认为松树的品格是人品的象征。而方竹同样具有独特的个性，方正代表阳气、正直，一个艺术家首要的品质就是要有正义感，然后才有可能创作出不负时代的真善美之作。小院立方竹，物小情境远，从中可见胡立伟艺术与人生与人不同的观念和思考。胡立伟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多以物喻人。方与自己的审美趣味、人品性情、三观价值和艺术追求都非常接近”。

诚然，中国传统哲学之美的阐释不只是阳刚之美，还有与阳刚相对应的柔美，它们是构成中国艺术的大美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有的艺术家重阳刚，有的喜柔美，都可以自已独有的风格登临高处。胡立伟的创作以阳刚之美为主，在这种美的追求中融有柔美，从他的山水画中那些渲染方法和细节的处理中，可以窥见其粗中有细、刚中寓柔的方圆之合和阴阳互渗的审美意味。

从胡立伟艺术与人生综合的目标中，可以看出他颇有独见的个性。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袭与发扬光大，而首先应有“界”，立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胡立伟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得到多位艺术界前辈名家的亲授，书法、篆刻、中国画费力最为集中，深得颜家龙、李立、曾晓浒等先生的重视和好评。在师院传承有序的教学与磨练之下，胡立伟逐渐觅见自已走向社会后以艺立身、正直做人的方向。入界、出界虽辛苦，破界、无界更艰难。他以李可染先生“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功力打出来”勉励自己，变化出新，进入“有法无法，有界又无界”的创作层面。

胡立伟的有界主要体现在有抱负和重传承两个方面。所谓有抱负指艺术创作目标明确，作为画院创作人员和负责人之一，面对经济大潮冲击时头脑清醒，勇于传递社会责任和正能量作品的担当，激发人们对真善美艺术的审美热情。

应该强调的是，当今的文化艺术与旧时已大不相同，与文人画的创作情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每个人都处在时代的大潮里，画家思想观念与技艺的进退，会受经济大潮的影响甚至左右自己的行为。一旦失去明确的创作目的，作品则可能失去应有的审美价值。毋庸置疑，艺术作品作为审美的直观产物，它与其他科学领域的产品之主要区别，就在于艺术品的特征就是“审美价值的特征。……审美价值也应当毫无保留地被理能成为艺术价值”（德莫里茨·盖格尔《艺术的意味》）。

胡立伟的艺术抱负，主要体现在多年坚持弘扬正能量的红色题材创作。他创作的红色系列作品，有革命圣地、领袖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比如《红色记忆·韶山》《红色记忆·文家市》《红色记忆·清水塘》、汶川记忆《使命》；在歌颂祖国大好河山与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上，《苍山如海》与《天堑变通途》都给观众极深的审美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