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我根性的光源与泥土的修辞
当代人物画家王潇,一位身心不离不弃乡土根脉的艺术行者,其全部水墨人物作品,记录与呈现的,是一种在城乡之间的精神摆渡,亦即“本我”与“本色”之根性、境遇与形态,在文化认同维度上不断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乐章。从1974年4岁时的懵懂“涂鸦”,到2023年53岁时以《本色》命名的大型画册,50年的艺术跋涉,他究竟校准了哪一个“我”?这一追问本身,或许正是贯穿其艺术生命的母题。
若仅依时间线性梳理,王潇的各个创作阶段与其成就,似乎难以被清晰分割定论,甚至显得有些错综。然而,一旦悬置编年史的机械框架,进行整体性的精神观照,便会发现一道赤子之光,这光源来自“本我”——那个携带本源生命冲动、未经“时代”过度矫饰的精神原乡。正是这道光,铺就了王潇艺术的总体底色,使得其后种种形态各异的探索,皆如不同枝丫,从同一个深扎于泥土的根上长出,包括他笔下那些“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式的现代性表达——必须澄清,此处的现代性绝非外在观念的简单移植,而是画家对其所浸润的当代生活,尤其是城乡变迁这一巨大现场,所作出的真挚的回应。若以音乐为喻,可谓一部“三重奏”。

王潇《午饭》纸本设色
182cmx145cm2006年
此一“本我”光谱,具体于艺术表现层面,常呈现为一种素材主导的、近乎本能的诚实。对于18岁前未曾放下农具的王潇而言,艺术创作在最原初的意义上,近乎一种劳动形态的转换:将镢头换作毛笔,将耕耘土地转化为耕耘画案。这种劳动是虔诚的,其方法论的核心是“再现”,依赖于写生。然而,正是这直面生活的写生,赋予其画作以原汁原味的生气,亦即非被动的摹写,而是一种“捕捉”与“拓开”同时发生的能动过程,是生命气息在笔墨上的瞬间凝固与永恒流淌。
转而进一步置于中国画的历史语境中看,山水、花鸟、人物三科,在新中国的艺术生态里各行其径。山水与花鸟,或延续“文生文”的笔情墨趣,或抒发“情生文”(刘熙载语)的胸中逸气;而水墨人物画,则自徐悲鸿、蒋兆和所开创的“徐蒋体系”起,便肩负起“采山之铜”(顾炎武语)的使命。这一使命特别强调从现实生活的矿藏中提炼,在生活之“体”上生长出艺术的“皮肤”,而非简单披挂中外经典那件“美丽的外衣”。王潇对“本我”的自发表现,正是在这一宏大艺术风潮下,获得了自觉的形态与技法支撑。他一方面吸纳素描的观察方式,严谨取象;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恪守骨法用笔,追求造型的坚实与气韵的生动。他认领了“徐蒋体系”融合中西的美学观念,同时,也自然汇入了当代陕西人物画家群体共有的“审苦”意识。蒋兆和的苦涩笔墨,是民族集体苦难的凝聚,而当代陕西画家笔下的农民,则源于一种与土地生死相依之宿命感,且更为绵长和深沉。中外美术史编写中,常有将风俗画置于次等地位的论调,譬如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的被长期低估,即是其中一例。维米尔一生凝视荷兰代尔夫特小城的日常,却抵达了黄金时代世俗审美的巅峰。同理,王潇早期描绘陕北故园的作品,如《雨过天晴》(2004年)、《七月天》(2005年)、《秋果满山》(2009年)等,不应仅被视为技艺锤炼的过渡性习作,而是标志着其艺术母题的原初创立。此后虽题材拓展,时空拉远,但他始终频频回望,近年仍有《乡音》(2021年)、《乡土》(2022年)等深情之作。这正如沈从文构筑文学湘西一样,“还乡”(海德格尔语)作为一种精神驱动与皈依,已成为王潇艺术创作之持久动力与终极关切。

王潇《暖阳》纸本设色
136cmx68cm2006年
二、自我经验的容器与身份的张力
当王潇如一棵成材之木被移栽入现代城市,他的根系却携带着一方水土的记忆与养分,未曾断舍离。在新的文化园地里,画家的文化身份由乡村的单一自我变为城乡交织、角色叠加的多元复合体。正是在这多重社会关系的交叉点上,王潇重新锚定了他的“主体”位格,其艺术追求,也由此开启了第二段里程。此时的王潇,既是持续耕耘的艺术个体劳动者,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劳动群体与时代生活的代言者。从2005年跻身陕西国画院专业画家,继而出任副院长,再任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馆长,及省政协委员等一系列社会兼职,带来的不仅是责任,而且是一种将个体经验置于更广阔公共语境中的自觉。社会责任激发出担当精神,这种精神投射于绘画,便转化为题材的有意识拓展与全部生命经验的综合性调动。
美国哲学家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的论述,或可于此作为一个精妙的理论注脚。杜威认为“经验”产生于活的生物与环境的持续互动,其中既有环境施加于生物的“承受”(undergo),也有生物作用于环境的“作为”(do)。这样的经验是一种主客交融、不断在失衡与再平衡中动态生成的产物。艺术并非孤立情感的喷射,而是“一个经验”的完满表现。杜威对完整经验的强调,并非否定情感所能,而是要为情感找到一个更丰满而真实的“容器”,避免沦为立场先行的简单爱憎,使艺术陷入一种狭隘的“片面的美”。

王潇《渡》纸本设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