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成 | 与大畏的笔墨缘

4月17日上午惊悉大畏仙逝的噩耗，不胜悲痛。我们是同一所中学里的同学，从小一起画画。不觉60年一晃而过，我们都已成老人。上个月我去医院探望过他，不料一别竟成永诀。半夜醒来年轻时的那些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我与大畏相识于1963年，我俩同在上海一所历史最悠久的市重点中学上学。我初三时，他念初一。那时在学校的美工组，他还戴着红领巾，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在一幅画他的速写中，我曾用红色蜡笔涂过他的领巾。我们都好画速写，为了画得晚些回家，又须躲避校值日的清查，我们用报纸将美工室的门缝封住，不让灯光外泄。后来，大畏宅在家中将我们当时都着迷的黄胄的一本长开本的画集（记得定价6元）中的画反复临摹了数遍，一下子画艺突飞猛进，令我们画友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一伙人还傻乎乎地在“星星之火”战斗队画着“木刻”，创作漫画呢！说起痴迷黄胄，记得听说有一本绿色封面的叫《绿色的远方》的少儿读本，由黄胄插图，有多幅彩色插页，还有许多黑白图，性价比绝对五星级。于是我们一块淘宝，最终在石门路南京西路的少儿书店内了却心愿。这本书的图片我至今还珍藏着，尽管已搬了多次家。那时星期天几个同学约好一起去逛福州路书店、杨振华笔庄、老周虎臣笔庄，再到那个有个六角宝塔的美术书店，再穿过山东路拐到南京路朵云轩，在大堂里欣赏陈列着的名家作品。回来时在延安路福建路口身道家对面的纸品店，花两毛钱称半斤新闻纸（画速写用），这是我们的常规路线，周而复始。当然那时主要是逛，几个穷学生囊中空空，有时能在笔庄里买到一支处理的“点梅”，半锭旧墨，那墨上还镶着一颗珍珠，那是要高兴好几天的。

大畏在学习上是非常刻苦与严谨的。在造型上，中学时代他就很不错了。记得为了攻克画手难关，我看到过他大量的手的速写及默写。他从来不会在这些部位蒙混过关。那年代他画过一幅《我和奶奶》的国画，入选全国少儿画展，还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那时，他的奶奶与外婆都住在他家，她俩是他的专职模特，故创作也是顺手拈来，一挥而就。他的这种认真的劲儿，竟然也带到他后来的工作中来。在画院当院长时，连一块窗帘的颜色、展厅地板的色彩、材质，他都会亲自过问。我还曾亲眼见到一次，底层咖啡厅内的椅子放得有点乱，他亲自动手去挪动。

1984年，我们曾又一次做同学，报考上大美院进修班，居然连数学、地理都要考试。我们几个已是三十好几的老学生（还有韩硕），连文化课成绩都名列前茅，不禁心生几分得意，但学习却绝不含糊。大畏尽管已是全国名家，但上课从不缺课，比班上几个小年轻更加勤奋。那一段大量的人体写生练习为他后来的大幅创作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下课后，我俩与韩硕一起骑着自行车从凯旋路校区来到延安西路的文艺会堂喝咖啡。说是喝咖啡，其实只是聊聊天，谈谈画画的事（不敢说谈谈艺术）。大畏后来喜欢画大型历史画，与这段时间的聊天似乎有点关系。

那时正逢85新潮盛期，大部分艺术青年更关注形式或者艺术观念，大畏不喜欢轻歌曼舞，他钟情于宏大的史诗。他的毕业创作《天京之变》就是此时开始的。记得是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整堵墙就覆盖着他的太平天国悲剧结局的“天京之变”的历史画，令人震惊。

1986年大畏和我在青海果洛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