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甲 | 自证·融合：从移植到自觉的中国雕塑教育百年路径

摘要：自1928年国立艺术院开设雕塑科以来，中国院校雕塑教育已走过百年历程，经历了从法式体系移植、苏派体制确立到改革开放后多元探索的演进。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雕塑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深刻映射出中国社会在文化认同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持续张力。进入21世纪，中国雕塑教育面临课程体系断裂、观念与技艺衔接不足、本土文化回应缺失等结构性困境。本文通过梳理百年来雕塑教育范式的变迁，深入分析当代雕塑教学的困境，提出雕塑教育应从“专业”走向“学科”，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找到平衡。唯有如此，中国雕塑教育方能在下一个百年实现从“自证”到“自觉”的转型，塑造具有文化主体性与国际影响力的学科体系。

关键词：中国雕塑教育；学院范式；本土化；全球化；学科建构

引言

自1928年国立艺术院首次将雕塑作为独立学科专业纳入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以来，中国院校雕塑教学已走过近百年历程。[1]这一百年不仅是艺术教育体系演进的历史，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与文化身份探寻的缩影。雕塑作为视觉艺术的重要门类，其教学始终处于引入、吸收乃至对抗西方范式与本土文化传承之间的张力之中。

在传统中国社会，“雕”与“塑”虽历史悠久，却长期被视作匠人之技，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学科化建设。晚清以来，随着西风东渐，大量西方艺术教育理念输入中国，尤其在民国时期，法国和苏联的雕塑教学体系相继成为中国院校模仿和移植的主要对象。尽管这些移植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雕塑教育的专业性，却也在不同历史阶段引发了对本土艺术话语与文化主体性的焦虑。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雕塑教学面对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双重挑战。西方当代艺术观念大量涌入，引发了对“学院范式”的批判与反思。然而，如何在不丧失雕塑基本技艺训练的基础上，建构既根植本土文化又具全球视野的雕塑教学体系，成为摆在当下院校面前的核心课题。目前学界对中国雕塑教育已有若干历史性或专题性研究，但系统梳理百年来雕塑教学从传统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脉络，并深入剖析当代教学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拟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下，探讨中国院校雕塑教育的百年嬗变及其未来走向。文章将梳理不同历史时期雕塑教学的主要特征，分析当代雕塑教育的结构问题与文化困境，并尝试提出未来雕塑教学学科化与本土化发展的可能路径。

一、雕塑教育范式的百年演化：从移植到自觉

中国雕塑教育的发展，是一部不断在外来影响与本土探索之间往复拉锯的历史。自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杭州孤山设立雕塑科，雕塑作为独立学科正式进入中国现代高等艺术教育体系。[2]此后近百年，中国雕塑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经历外来体系的移植、吸收与本土化探索。无论是法式体系的写实传统，还是苏派体系的政治功能导向，乃至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创新，雕塑教育都深刻地折射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变迁。理解这段范式演化史，对于把握当代雕塑教育的困境与未来方向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古代雕塑的传承与局限

中国的雕塑艺术在数千年文明史中绵延不绝，无论石雕、木雕、陶塑或金属铸造，都呈现出丰富的艺术成就。然而，严格意义上的“雕塑学科”在古代并不存在。在传统语境中，“雕”多指减法雕刻，如石雕、竹木雕；“塑”则指加法塑造，如泥塑、木塑。这些技艺虽精湛，却大多被视为工匠之事，归入“皂隶之业”，难登艺术理论与学术殿堂。

古代雕塑技艺主要依赖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模式，强调技法、经验与“诀窍”的积累。例如《韩非子·说林》中“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体现了工匠对形体刻画的细腻观察。然而，这种传承方式高度依赖个人经验，缺乏系统性、理论性，也导致艺术创新乏力。加之门户之见，许多技艺因秘不外传而易于衰落甚至失传。这种以作坊为中心、缺乏学科体系支撑的状况，使古代雕塑未能形成独立的教育制度。但是，古代雕塑的造型理念、空间意识、装饰精神仍深植于中国文化基因之中，成为后来现代雕塑教育无法割裂的文化根基。

（二）法式体系的移植与初创

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面临剧烈变革，西方思想与文化大量涌入。雕塑艺术开始摆脱“工艺”之名，逐渐获得艺术门类的独立地位。推动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海外留学潮带回的西方美术教育体系以及城市公共艺术需求的兴起，“雕塑”在“美术”中的地位确立，“雕塑家”的地位自然被提升；另一方面，雕塑家的创作扩大了“雕塑家”的社会影响力。[3]雕塑教育开始从工艺走向独立的艺术专业，这一转折最重要的标志，是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杭州孤山的创立。国立艺术院首次系统开设雕塑科，完全引入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确立了雕塑作为独立专业的制度化开端。

法式体系的核心在于严格的写实训练与个人风格塑造。课程分为预科与本科，强调素描、泥塑、人体解剖及空间构造。李金发、王静远、王子云、刘开渠、王临乙等一批留法雕塑家成为早期骨干教师，他们不仅将法国美院的教学方法引入课堂，更带来了西方写实主义和个人艺术风格的观念。[4]这一时期，雕塑教育首次被纳入国家高等艺术教育体系，具备了系统的教学结构与培养目标。

刘开渠（1904-1993）

（图片来源：中央美术学院）

法式体系在中国移植的过程并非毫无障碍。它过度强调造型技艺与个人风格，较少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发生深层联系。而在民国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雕塑教育也受限于经费不足、师资短缺及社会认知局限。雕塑在大众眼中仍被视为“匠艺”，缺乏广泛的文化认同，这导致许多民办艺术院校虽开设雕塑科，却难以长期维系。

不过，这一时期的雕塑教育依旧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法式教学过度强调形体写实与个体风格，尚未形成与中国社会文化紧密联系的教学体系。另一方面，战乱、经济困难使雕塑教育举步维艰，招生、教学条件极不稳定。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确立了雕塑作为高等艺术教育独立学科专业的制度基础，也为中国雕塑教育留下了注重写实训练、塑造个体艺术风格的教学传统，为后续雕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5]

（三）苏派体系的确立与局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需求使中国雕塑教育进入全新阶段。国家亟须通过艺术宣传社会主义理想与集体主义精神，这对雕塑教育提出了明确的政治功能诉求。彼时，民国时期留法雕塑家的法式教学体系，被认为过于侧重个人风格与形式追求，难以满足新中国建设的现实需要。

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派遣大批艺术留学生前往苏联深造。苏派体系随之全面引入中国雕塑教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范式。苏派体系强调写实、纪实，注重通过雕塑形象服务政治宣传、集体记忆与社会教育。这不仅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政策，也契合中国大规模公共雕塑建设的需求，尤其是在纪念碑、纪念馆雕塑领域。苏式体系带来的直接成果，是雕塑基础训练体系的高度制度化和程序化。[6]素描、泥塑成为雕塑专业教学核心，课程设置井然有序。

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雕塑泥稿放大现场图

（图片来源：《鲁迅美术学院雕塑50年》）

50年代泥塑写生课现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