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勇专访丨深耕油画本体语言，探寻青年创作路径

200cm×400cm 2009年

对此，邬大勇将个人创作与重大题材创作的关系放回中国美院的历史脉络中理解。他指出，从首任校长林风眠开始，国立艺术院创办初期的艺术家一方面追求艺术革新和形式创造，形成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探索传统；另一方面，艺术家又不可能脱离具体社会与历史。在民族危亡的现实面前，林风眠、吴大羽等人同样走向“艺术救亡”，创作了回应社会现实、体现“为人生而艺术”立场的作品。对形式自主性的追求与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共同构成了中国美院绘画传统中的重要精神基因。“多年来，在许江院长的引领下，中国美院持续参与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就组织机制、人才培养和作品质量而言，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较为突出的整体优势。因此，在国美可以看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许多艺术家既保持个人创作的持续发展，也参与过数件乃至数十件国家重大题材作品的创作。个人探索与时代命题在这里并非简单分离，而是形成了长期的相互作用。”

邬大勇同时指出，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具有明确的公共属性、价值要求与历史责任，其语言创新必然受到相应边界的制约，也必须接受更为广泛和持久的检验。“面对国家重大题材，艺术家需要向这一类型创作已经形成的价值高度和艺术标准靠近，因此它与个人绘画有所区别。个人创作拥有更大的实验空间，而国家叙事中的创新则需要更为审慎和克制。”不过，克制并不意味着放弃艺术创造。参与历史与主题性绘画创作的国美艺术家，往往在整体面貌上显示出共同的学院基因：他们重视色彩、结构、造型、画面表现力与绘画性，以相对纯粹的绘画语言处理宏大叙事；与此同时，每位艺术家的个体特征仍然清晰可辨。邬大勇举例说，全山石与翁诞宪于2009年创作的《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在色彩表现与构图组织上具有鲜明的象征性，与全山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相比，已经呈现出新的语言变化。许江等艺术家关于香港、澳门回归的主题性创作，也是在主题与价值表达明确的前提下，不断拓展作品的形式表现和艺术强度。

谈到自己当下的重大题材创作，邬大勇表示，希望进一步强化画面的平面性，并在色域组织与造型概括上做减法。他并不追求将所有细节描绘得过分充分，而是希望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画面结构、色彩关系与绘画语言本身，使作品在承担叙事功能的同时，仍保有绘画的纯粹性，并与自己的个人创作形成内在呼应。

许江 孙景刚 邬大勇《红潮——五四运动》布面油画

400cm×530cm2021年

邬大勇《觉醒——1919青年中国》布面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