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管齐下促生育，财税工具如何为三孩政策“撑腰”？

记者：从您的领域来看，扣除需要分档吗？

史毅：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婴幼儿照护费用会存在一定差异，一般是城镇地区高于农村地区，发达地区高于欠发达地区，大城市高于中小城市等。同时，不同类型家庭之间的婴幼儿照护费用也会存在一定差异，高收入家庭高于中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高于低收入家庭等。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异不能成为分档扣除的依据或理由。如果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看，每一个婴幼儿都是平等的，都应被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分档的定额扣除可能是最公平的扣除方式。

不能因为家庭投入得少就少扣除，投入得多就多扣除，这对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对中小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反而是不公平的，会拉大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儿童养育投入之间的差距。

从人口和财税视角观察：育儿补贴的效果或相对有限

记者：除了中央层面的政策风向，地方层面最近也有不少新动作，也都动用了一些财税手段。比如四川攀枝花，当地政府表示，对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个孩子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到孩子3岁。攀枝花因此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宣布发放育儿补贴的城市。这个举措看起来很“诱人”，但到底能不能撬动生育意愿？

史毅：从现有国际经验来看，育儿补贴尤其是现金形式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意愿或者推动生育政策目标的实现，它的作用可能相对有限。除非育儿补贴的额度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否则少量补贴产生的效果不一定是特别积极的。

像欧洲一些国家，生育相关经费的财政投入要达到GDP的3%以上，才可能会有明显效果。但是达到这样一个量级，其实比较困难。就算达到这个水平之后，也会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公平性的问题。育儿补贴是面向某个范围内所有人的，但真正需要这部分补贴的可能是中低收入家庭，一些高收入家庭也拿了育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导致财政资源的浪费。

记者：从财税的角度来看，发补贴是不是一个促生育的好办法？

李旭红：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发补贴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支付到个人、到家庭，直接产生效果。但是发补贴也会带来一个问题——人是流动的，因为这个地方发补贴，就有人可能会考虑迁移到这里，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复杂了。

另外，发补贴毕竟要动用地方财政资金，有的地方财力充裕，可能额度就高，有的地方财力紧张，可能额度就低，这样或许会带来一种非良性竞争，也会带来一种新的不公平。

或可将不孕不育治疗等相关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记者：相信财税、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配套政策都会迅速跟上。如果选一个目前可能重视程度还不够的政策领域，您觉得是什么？

史毅：“生不出，生不好，养不起，养不好”的问题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如果说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旨在回应“养不起、养不好”的问题，我认为“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更为迫切。

人工流产增加和较高的不孕不育率是我们国家生殖健康领域面临的严峻问题。建议提高生殖健康服务水平，积极推进生育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改革，研究将辅助生殖和不孕不育治疗等相关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来源：央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