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事件频发暴露公民权利保障漏洞

首先需要明确，针对精障患者的强制医疗本就是一个多方博弈下的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医学技术、公共安全、当事人权利以及法律伦理都要汇入一处综合考量。尤其需要看到的是，不同于临床医学的高度发展，现代精神病学的发展历史短促，一些地区的医疗资源也相对匮乏，尤其相较病理学、影像学的诊断，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有时更依赖医生的主观判断，这样的自由裁量权也为一些“被精神病”现象埋下伏笔。

但也正因此，现代医学技术上对精神病患者的亏欠，不能沦为有关部门突破法治社会底线的“机会”。更进一步说，这样的自由裁量权，不能沦为维稳工具从而将守法公民制造成精神病人。

因此，当前最紧迫的还是如何确保医院作为第三方在初诊和确诊工作中的中立性。例如有专业人士就建议学习国外的“司法前置”，将强制医疗的认定交给法院。虽然这种畅想或许并不符合实际，但这种如何在权力的源头限权分权的解题思路确是正确的，值得各方深思。

最后，我们还要说的是，当公众在讨论如何才能免除“被精神病”的恐惧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依然有一部分精神病患者在被滥用的药物、电击治疗以及阴暗的小黑屋的恐惧中苟活。而精神卫生法的核心任务并不只是让心智健康的人“自保”，更是要保障这些比普通人更弱势的群体。

无论是滥权的公权力还是不作为的医疗机构，面对不受约束的权力时，精神病患者和健康的人其实都在一条船上，因为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它欺凌的只是远比它弱小的个体，绝不会因对方的精神状态健康与否，选择是否停止倾轧。所以当心智健康者对“被精神病”说不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看到并关怀那些被家属或医院漠视的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的权利，他们被强制医疗的程序与手段是否合法，这样的拷问不仅事关他们，也事关我们自己。只有堵住强制医疗的权力漏洞，才能保证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公民权利——一种免于恐惧的权利。

（来源：新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