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集锦】(62）|九间棚桃花源七日记

我是30日回到山上的，红一片白一片，从山脚到山顶都好看。我邀请陶俊峰来，他一听说就答应了。在4月3号那天，刚刚出现几例，立即紧张起来了。在路上行走了七个小时，一路检查疫情的关卡，一路排队，一个79岁的老人太不容易了。平邑的高速出口被封，只得开往临沂，再走小道回山上。

当天，平邑就封城了。河南的焦裕锋秘书长，博山矿务局的王家祥部长，或者出门又回，或者车到曲阜而又返回河南，甚为抱憾。还有些朋友及师长，因为疫情而无法邀请，我亦抱撼。

陶俊峰老师来了，好酒好茶，一样样拿出来。山里的荠菜、蒲公英，橡椿芽、榆钱，都随着春风的唤醒来到了我们的桌上。鸡、羊、肉都是吃着野生的草而生长大的，我们这里叫做“六不用”，就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除草剂、不用转基因，不用塑料薄膜，是纯天然的。新鲜的野菜很快地端上桌，过几天槐花也长出来了。

50年前沂蒙山的回忆

我和陶俊峰老师是1972年4月到沂蒙山来采访的，当时他和吴云龙是济南军区摄影界的两颗星。我们工程兵在沂蒙山区费县有部队，叫“劈山开路先锋连”，我陪着他为解放军画报、山东画报、大众日报搞了专题，为新华社发了稿。我当时只有20岁，随同他采访，也学习采访，学拍摄技巧，包括暗房照片冲洗。

陶俊峰年长我八岁，思维敏捷，对社会发展感兴趣，他属于“闻见广则聪明辟，胜友之而学易成”的人。我们谈得多，也就放开了。而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1972年4月，我们在济南火车站的连椅上，认为社会主义不能这样搞下去，心怀忧患，讨论中苏关系、中美关系要换个办法，我们谈久了，也不知道火车开走了。两人不由得哈哈大笑，他回英雄山的军区大院，我则回到西郊的段店，第二天再来沂蒙山。

1974年，我陪着陶俊峰在曲阜大成殿时的合影。

我写的《家国70年》上集《苦读记》210页至220页记录了我们初识的岁月，现摘录于后：

家国70年——苦读记

“我是一直看参考消息的，对苏联的不好，美国的好，越来越清楚。特别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形势越来越变化。我和陶俊峰分析，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中国会与美国和好，从学习苏联到学习美国，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与美国关系接近，将使中国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也期待这种变化的到来。

我们讨论认为，社会主义在哪个国家实现，还说不定呢？中国这样不行。因为我们太穷了，不是三五十年的差距。现在，中国像是在月球上，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这种社会主义肯定不行，要变一个法子。

我说，将来我们不是社会资本主义或者叫资本社会主义，或者叫另外一个名称，这就是我与陶俊峰在济南火车站候车室等车时议论的内容。

陶俊峰说，伙家，你可以把他写出来。我说，不要命啦！他说，你搞摄影是屈才了，你应该到中央研究室去。我也开玩笑说，我如果到中央研究室了，就用红旗轿车到北京站接您。于是，两人哈哈大笑。

陶俊峰对我的了解越来越深。有一次，陶俊峰到工程兵来，到我宿舍打开门一看，他惊呆了。因为当时新华书店除“红宝书”与白色封面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少量黄色封面的鲁迅著作，其它就没有什么了，一点业务书也没有，没有可以学习的东西。于是，我把报纸、刊物、画报的东西剪下来，观摩学习。把这些好文章、好照片贴在墙壁上，从上贴到下面，贴了五层。上面高处是画报封面，大人头的，第二层是报纸画刊，第三层是文字报道，第四层是理论文章，再下面，要蹲下来看了，贴的是照片。每天从办公室回来，我就徜徉在自己的世界里，反复看，反复琢磨。一面墙壁贴满了，就在对面贴，四面墙壁都贴满了，屋子中间有一根横拉的绳子，是挂毛巾、衣服的，我就挂上整版的报纸，又挂满了，就在对面贴上。我看完这边，再看那边。

陶俊峰进了屋子楞住了，问“在家里贴大字报？”

我说“不是大字报，是好文章好照片，我学习研究用的”。

陶俊峰问“办公室有书呀”。

我回答“书上的东西太远了，这些是刚发表的，好学好用”。

陶俊峰不停地说“哎呀”“哎呀”。而在屋角上，是我的被子褥子，是用背包带用十字绑扎起来的。陶俊峰说“你把被褥扎起来，不睡觉啦？”我说自己睡觉少，总想睡，一看到床就想躺下，可是时间不够用。自己文化程度低，不多读书怎么行？躺在木板上，咯骨头疼，就不躺下了。我一天只让自己睡6个小时，到该睡的时候再把被子褥子放到木板床上。

陶俊峰回到军区到处讲，工程兵有个小李如何如何奋斗，如何刻苦，如何自律，又是如何有主见。弄得军区搞宣传新闻的人都知道了。

1975年，新华社要增加200个人，陶俊峰知道了这个信息，他已经和济南军区分社谭吉安讲了，由济南军区分社向山东分社推荐了。新华社要求是干部，25岁以下，有培养前途，不光摄影好，文字也要好。这时候我在基层锻炼，在87团8连当排长，住在黄河边上，搞训练。他征求意见问我想不想去？我想自己当了五六年通讯员，能当上记者就是终生干下去了，当然愿意了，新华社是什么地方，是穆青写《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地方，是中国最高的新闻机构。我和陶俊峰说，这个地方太神圣了，能为国家做大贡献，我的理想能在这里实现，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陶俊峰说，这就不要你考虑了，能成则成，由组织定。你先不要和任何人说，看运气吧。

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组织大裁军，这是全军第五次大裁军，工程兵、装甲兵要撤消，裁掉15%左右的人，也是人心惶惶的。我一边当排长，一边听济南的消息。”

1972年，我陪同陶俊峰在费县上冶韩家庄拍的照片，反映沂蒙山区军民关系的事迹。这是我们友谊的见证，也是我调研沂蒙50年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