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远钟声闻四达 陇西文艺结情缘——忆莫建成文化工作二三事

1966年，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后，无数的书画、匾额、楹联、家什、古董被付之一炬，各地的庙宇佛像被捣毁。

在那个特殊时期，馆内人员个个自身难保，哪敢保护文物？幸运的是，当年年轻气盛的莫建成先生，凭着对文化的情有独钟，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担起了重任，对保护陇西文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陇西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县，有着重要的文化地位与遗留文物，但这些文物当时定为“四旧”。威远楼“声闻四达”匾额为咸丰时期邑人杨朝栋所书，“巩昌雄镇”匾额为道光十六年唐树义修葺威远楼时邑人杜重所书。

据莫先生讲：“文革时，红卫兵冲上威远楼，将‘巩昌雄镇’‘声闻四达’两块匾额卸了下来，声称这是标准的‘四旧’，扬言要予以砸毁，消除封建残留。”当时先生已经负责馆里的大小事务，看到这两方匾，心想这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一旦毁掉再也不能复原！

先生赶紧请来油漆工董师和木工张师商量此事。张师说：“那好办，把它推平（即：刨平），就能保住这块匾。”先生说：“保住一块木板有什么用？”董师说：“那我把它用腻子灰平，问题就解决了。”但先生又说：“那样就破坏了匾上的文字结构。”

正愁怎么保护匾额，无意间看到了威远楼下斜对面人民礼堂（人民会堂，后来改为人民电影院）正在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门口立着用木框钉成的三合板板面，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先生突然灵机一动，向他俩说：“咱们也在匾额上钉上三合板，写上‘毛主席万岁’，遮住原来的文字，这样不就万无一失了吗？”就这样，威远楼“巩昌雄镇”匾额经改装后由莫先生亲手写上了仿宋字“毛主席万岁”，也用同样的办法，“声闻四达”匾额改装后写上了“人民万岁”。

当陇西师范的红卫兵排着造反游行长队，拿着红宝书，喊着“革命有功，造反有理”口号再次从东街直冲上来时，先生早已动员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时机一到，将匾抬出挂上，四面鞭炮齐鸣，人人皆呼“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大家激动无比。

1979年，时任陇西县委书记张自强听说威远楼两块匾被巧妙保存下来时，正月初四到莫先生家拜年并说，两块匾现在到恢复原貌的时候了！莫先生会心地笑了。

过了几天，文化馆请匠人将覆在匾上的三合板取掉，威远楼广场围观的群众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惊呼，“巩昌雄镇”“声闻四达”的匾还在！

1980年，威远楼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文化馆馆长，莫先生负责对威远楼进行修葺。

那时邑人都习惯叫“鼓楼”，“威远楼”三字只在资料上出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陌生。文物保护单位要用楼名，先生决定重新启用原始旧名“威远楼”，同时也借着这次修葺、彩绘的机会，给头门做了一块匾，题为“威远楼”。匾上的字是先生从碑帖中精心甄选集成，匾额边款刻有“庚申年陇西县文化馆立”，为先生所书。并非网传的“这威远楼的匾额与嘉峪关匾额题字出自同一大师之手”。

说到威远楼的匾额和楹联，不能不提及陇上书法大家王了望先生。王了望出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籍贯甘肃陇西。光绪《陇西县志》记载其墓茔在城西十里。90年版《陇西县志》记载，王了望故居在城东钟灵池巷。流落于陇西民间的两副楹联和一方蝴蝶石应与故居风雅堂有关。后来不知何故蝴蝶石移置在县城隍庙退殿壁间。这三件东西被莫先生发现后，收藏保存于陇西县文化馆。

蝴蝶石为灰白底色，上有凸起褐斑图画，形若古木杈丫旁飞着一只蝴蝶，惟妙惟肖。蝴蝶石镌刻有：“疑博望之槎来，恍漆园之蝶舞。”落款为：“了望偶书于风雅堂，癸亥五月十七日题。”意思为：好像博望苑的枝丫来到了石上；仿佛漆园的蝴蝶亦在石上飞舞。“博望苑”和“漆园”两个都是名苑。

威远楼柱子上现挂有两副王了望木刻楹联，是莫先生调离文化馆之后挂上去的。

一副楹联写着：

“镜涵秋水，窗落浮云，静里文魔搅脑，硬翻邺架千函，一任日长似岁；壁挂焦桐，箱留汉简，起来古道照颜，猛望齐州九点，何妨眼大如箕。”

听先生说，这是王了望题给风雅堂书房的对联。意思是说读书人中午睡觉醒来后看到墙上挂着古琴，又看到箱子里放的史册典籍，翻开古籍来读，产生感想，顿觉古代贤人正义行为就像映在面前。此联是庭院书房装饰，不是威远楼楹联。

另一副为：

“人从方外无非雅，兴到楼头总是高。”

楹联落款：“王了望时年七十有七”，与风雅堂蝴蝶石落款日期相差一年，应为同一时期之物，证明他晚年归里，在陇西故居风雅堂居家生活。联中的“雅”字应该与蝴蝶石上的风雅堂的“雅”取义相同。雅是一种洒脱，一种追求，达到高雅的思想境界。

莫先生讲：“联中‘方外’指舍俗出家尘世以外之人，这很符合王了望晚年以佛为宗的思想。表达了王了望历经挫折后的复杂心情，也体现了他到七十七岁时，看破红尘，与世无争的消极一面。对于一位经历官场险恶，打入囹圄，生死未卜但又涅槃重生的人来说，思想进行了一次质的升华，平淡比一切都好。经过几番命运锤炼，自然而然地达到了淡泊名利、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方外’是内心释怀的一种写照。与其说是写给风雅堂的，倒不如说是写给他自己的。”

莫先生讲：“现今威远楼柱子上的‘人从方外无非雅；兴到楼头总高’楹联是文化局按馆藏楹联放大后挂上去的复制品，真正的馆藏品是1985年前后从民间征收上来的东西（现存陇西县博物馆）。原件尺寸很小，大概不足两米，与粗大的威远楼柱子根本不能配。”威远楼柱子挂此联，还会造成误导，使不知情者认为该联就是咏威远楼的。

关于威远楼金石之保护

威远楼北墙镶嵌着《重修巩昌郡威远楼记》与《郡伯唐公遗爱记》两通碑。先生讲：“因前面有了保护‘巩昌雄镇’‘声闻四达’两块匾额的经验，对于威远楼上的石刻早就有了好的保护办法。两方石刻均为清代著名书法家李朝栋所书，字迹优美，不能毁了。于是找了些白灰纸浆抹在上面，粉饰后写上‘造反有理，革命有功！’标语。”两通碑就这样被保护了下来。

到了1980年维修威远楼时，先生又派王芝明师傅弄净了灰浆，恢复了两通碑的原貌。

据考证，威远楼崇宁铜钟原在天爷庙，是为宋徽宗祝寿而铸。从宋徽宗第一个年号建中靖国圣寿节十月十日贺寿开始，至第二个年号“时崇宁壬午正月囗日钟成”为止，其间从捐款到铸造共花了约3个月时间才完成。铜钟上有大量的汉蕃人名，有寺院住持、赐紫高僧、王安石变法市易务官员、榷场人名、通远军官兵人名、蕃羌归附大宋后重新任职的在城巡检等官员、宋朝皇帝给蕃羌所赐包姓人名、斛斗行粮食官员、草场管理人员、边贸买马官员（北宋缺乏良马，在古渭砦设置过国家级的军马场）、铁匠手工业者等。钟铭文反映了北宋熙河之役过后，陇中地区出现一段社会安定时期，是北宋社会的真实写照。

该钟现为国家一级文物。戴璠先生文章中写道，清末学者叶昌炽《语石》被誉为近代研究我国古代石刻艺术最有学术水平之著作，是考古学重要的研究参考书。先生以毕生精力，考查了全国的金石，唯独对陇西威远楼“崇宁铜钟”作了惜墨如金的介绍，可见其文物价值。

据相关资料显示，道光十六年威远楼大修，楼台东南角设置石晷，唐树义并移铜钟于威远楼。据汪锟先生资料，民国时期铜钟一直在威远楼一楼大厅中央悬挂。据戴楚石先生资料，民国时期，时任县长丁玺将钟落地，拟敲碎制造刺刀，始知为铜质，遂放弃毁坏行为。据杜彬先生讲，钟亭是修建社木工组修建的。1958年，其伯父杜振伟的师傅张师在修建社，提议将铜钟挪至台基南墙根，并修建钟亭。当时修亭子的人是张师、贾师等修建社的一帮老工人。

莫先生讲：“崇宁铜钟原放置在南墙根，50年代修了钟亭。铜钟从清代之后命运多舛，几遭毁灭之危。民国时期，县长丁玺因铜质不能做兵器放过一手；解放后，县委某书记毁掉了‘南安福地’匾额，差点又将铜钟毁掉；1958年大炼钢铁，若不是铜质，几乎定数难逃；1966年又成为‘破四旧’的主要对象，所幸及时伪装保护，不然哪能躲过浩劫？”

莫先生又讲：“铜钟上面的铭文为‘皇帝圣寿万岁’，这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形势下是不得了的事，是必须铲除的对象。”为了保护铜钟，莫先生早就想了个好办法——用胶泥糊住。先生说他找来了油漆匠董勤学带着胶泥、腻子，往里掺上一些相近的颜料，这样就与铜钟的颜色相近了。

先生与董勤学将和好的泥抹在铜钟上，对其进行了伪装，彻底糊住了“皇帝圣寿万岁”。直至现在还能够隐约看见铜钟上的泥痕。

杨凌霄先生记载过晚清时期陇西城内外有一百几十座寺庙，解放后这些寺庙大尽数被毁，唯独威远楼上的“崇宁铜钟”几临厄运，但又躲过，此乃不幸中万幸矣！

关于檀香木释迦牟尼造像的保护

博物馆现藏有清代释迦牟尼檀香木鎏金佛像一尊。1985年请于仁寿山十方山寺大佛殿，备受信士敬奉。因置山上不安全，又运回山下进行保护，上山之前佛像一直在威远楼内存放。

据说佛像是比丘无达（俗称卢和尚）朝拜普陀山，跋山涉水沿途募化，集资奉请千里肩挑而来。于康熙五年运抵陇西翊秦门内，担载不动，无法东行，栖止于此。佛像高2.1米，结跏趺坐于30厘米高的乌木莲花台上。关于此尊佛像辗转命运，杨郦女士在《清代释迦牟尼造像陇西辗转记》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莫先生讲：“文革时有人报告檀木佛像在和平三队的人手中，当时这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如果不保护下来就会毁掉。来人还说佛像是明清时期的金银珠宝装藏。”

先生听后叫了几个人赶了过去，当场就说：“这是个大毒草，在这里毁掉不行，鼓楼上正在办‘横扫牛鬼蛇神’展览，先把它当作典型批判臭了再毁。”于是又叫来人找了几根椽，五花大绑地给“押送”了回来，放在文化馆东北角的库房里。先生把佛像身上的泥土灰尘清理干净后，对着佛像说：“您老人家受苦了，我这里有块烂布景，把您先盖住，渡过这个难关，再把您请出来安放个好地方！”佛像就是这样来到文化馆的，之后又转移至威远楼上多年。

莫先生保护文物，功德无量。

威远楼展放名画之保护

据莫建成先生讲：“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中，破‘四旧’抄来的书画堆积如山，全部集中于文化馆院内。”他记得当时红卫兵冲进文化馆办公室，高喊着：“这里面只有两个老头，今天要弄啥呢？要砸碎这个旧世界！”

面对十几个红卫兵，先生势单力薄，心想：“暂（音）今天就完了。”危急时刻，先生突然急中生智，挡住红卫兵说：“这里面有红军过菜子乡时留下的党证、宣传材料，如果把这些东西烧了，不就成了反革命了吗？等我把这些东西拣出来后再烧也不迟。”

先生的话镇住了红卫兵，听说有红军的党证，再没人敢上前。等红卫兵撤回后，先从资料中拣出了王了望手书“得怀素自叙帖”三帧，当晚挂上500瓦的灯泡，与同事们连夜将抄家堆放在院子里的文物和古旧字画进行了挑选。

先生在《王了望墨迹选辑》一书后记中写道：“先后捡到王了望中堂一幅、元代赵子昂工笔马一幅、明仇英仕女图一幅、宋朱熹书法六条屏、于右任中堂等名家书画共五百余幅，图书资料三千八百余册。”件件都是珍贵文物！

挑选完毕，其余的图书资料在次日被红卫兵运往鼓楼广场付之一炬。这里面还有不少历史遗存资料，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笔下曾写到“心痛之余，徒唤奈何！”

拣回这些书画后，安全存放又成了问题。

先生说当时董勤学正给文化馆做大型毛主席石膏胸像的底座，他让董师赶紧做个座子，把挑出来的极为珍贵的字画藏在毛主席石膏像里面，书籍另藏于库房。先生说，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由此可见，先生是一位胆识过人、敢做敢为、豁达豪迈、智勇双全之人。

每当先生走过毛主席像前，心中总是忐忑不安，时刻担心暴露，并自言自语暗暗祷告：“请恕不敬之罪，祈愿珍品平安。”

先生在文物保护上一直斗智斗勇。一次去渭河下乡，有个批林批孔的展览，有幅清代大书法家黄自元写的对联，上面打着四个红叉号。先生说，这要拿到县上去批，把它批臭了就给拿来。于是先生拿到文化馆，交给了管文物的王鸿义后，洗了又洗，但还有些印迹，幸运的是这幅书法作品在文革中保护了下来。

李亮屏先生在《前世今生——近代以来陇西北关正街的汪灏与汪登胤父子一生》一文中写道：“文革初期陇西随着全国运动形势发展，也掀起刮‘十二级台风’政治运动。1968年农历五月十二日晚上开始的两天之内，红卫兵将汪灏一生所藏文物书画和其他贵重衣物全部拉运转走，上缴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农历五月十八日，汪登胤（字奎伍）在县人民电影院自缢辞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批文物书画之后转入县文化馆。”可见此事对汪登胤先生的打击是多么可怕！

李亮屏先生又写道：“1984年初，县人民政府决定将‘文革’期间被没收的汪氏贵重衣物、缝纫机等财物折价退还，其中被没收的明代画家仇英作品《仕女图》和家藏明代笏板因其文物价值珍贵，被县文化馆置留，《仕女图》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在汪登胤长子汪鉴多次催要下，这两件文物最后被县文化馆时任馆长莫建成以500元人民币予以补偿，征收国有馆藏。”

据莫先生讲，仇英《仕女图》是从红卫兵破“四旧”抄来堆积在文化馆院子里的古旧书画中拣出的，当时除了先生无人再懂此画。若不是先生抢救出来，第二天准会拉到鼓楼广场化为灰烬。相比烧去的许多旧画，此画幸矣！

据莫先生讲，汪鉴知道此画在世，因而来找过他。他问汪鉴先生要东西还是要钱？并向汪鉴解释说这些东西早已写入国家文物档案，归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汪鉴答应要钱，最后经商量，综合估价500元，征为馆藏文物，这在当时是高于市场价的。

我佩服先生这种执着无私的奉献精神，也为先生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加以殷勤保护而感动！

总之，《仕女图》的归宿还是好的，经过几番折腾，将它征为馆藏，确确实实地留给了陇西人民……

威远楼与莫建成先生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