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音乐与人生 | 王岳川受邀在中国音乐学院进行学术演讲

今年暑假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岳川应邀到中国音乐学院进行了一场高层次的学术演讲，畅谈音乐与人生，以下是演讲原文。

——编者按

首先感谢瞿小松教授和谢嘉幸教授的邀请，谢谢各位来听本讲座的师生。

我把音乐作为生命本体的一部分，所以经常来到中国音乐学院来会友，学术研究之余酷爱拉二胡弹钢琴。今天应邀到中国音乐学院讲音乐文化，实在不敢班门弄斧，只能谈谈我对音乐文化的一点浅见，供大家批评。

我讲座的主题是：音乐与人生，想说明中国音乐文化具有其他音乐不可取代的精神陶养和审美价值，应该使其逐渐世界化。在全球化时代，国人如果对自己的音乐文化不自信，何以让天下接受？受全盘西化影响，人们现在不断抄袭西方，音乐、建筑、文学、美术等，差不多抄袭西方一个世纪了，什么时候才能产生自己的艺术学思想？什么时候才能发出中国自己的音乐声音？

在中国音乐学院做学术报告

一、音乐与人生的美学关怀

中国文化精神充盈着音乐精神。中国音乐源远流长，中国音乐思想，博大深邃。古代乐教精神，在百年前的五四以后逐渐失落了，如今，需要重建中国书法文化精神。

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人为什么需要艺术？为什么需要音乐？

在我看来，大抵道与艺具有一种无限与有限的关系，或以有限之"艺"抵达无限之"道"的过程。因此，"道"是"艺"的灵魂，"艺"的终极境界是"道"。然而，现代以来，东西方文化遭遇到空前的精神困境。这种困境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东西方文化危机的深层是人的危机、情怀的危机和艺术的危机的集中表征。

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兴起的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后现代文化，使西方"现代性"遭到置疑。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科技的霸权和扩张导致了现代性合法化危机。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艺术的极端倾向。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深度同时消失，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这两个领域日益商品化，进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对这种自现代主义文化以来的文化危机，这种被诗人称为"人不再去度过幽美的心灵生活，人失去精神上的古典与超越的力量，人只是猛奔在物欲世界中的一头文明的野兽"的现象，不仅西方的思想家注意到了，东方的思想艺术家也已体察到了。哲人们为了救赎几近窒息的心灵，解放被榨取殆尽的生命，开出的药方竟众口一词：以艺术之气韵给生命以血性，以艺术之意境提升人生的境界，使之摆脱物欲，重返精神家园。

于是，艺术灵性成为诗人哲人追求的目标。正唯此，海德格尔要人们转变向外求索的欲望，凝神静思，体会诗哲的灵魂时感受着的愁绪，使自己成为趋近诗思的人。这种强调诗意的倾听和本质直观的方式，就是以有限的生命把握人生意义和价值。只有尽心澄情，才能存神见道。这一观点对西方艺术美学影响重大，其后阿多诺、布洛赫、马尔库塞都相当重视通过人的感性审美生成去解救人们被遮蔽的心性。

人过分追逐外在目的，往往不期然地使自己沦为可怜的"手段"。同样，人在过分注意于"语言游戏"时会遭遇到思维路断、言语道绝的困境。其实，中国哲人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庄子"象罔得珠"，都反映出生命心性本体的整个过程之中，在"在欲除利"的返归本心的心灵"还原"道路上。说到底，人仅六尺之躯，近百年之寿命，纵有家财万贯，不过日食三餐；纵有广厦千间，不过夜眠一榻；纵有惊天伟业，死后不过盛一尺之匣。那么，何以时时狂傲欺世并"只有功名忘不了"？！外在的"名利"二字使多少人忘其本性而身败名裂，又为世间添多少征战杀伐。

关心人的心性超越、灵魂安顿，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的维度，在哲性诗学家那里是独有见地的。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诗文、书画、音乐）重视性灵、气韵、意境、神形、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注重凝神寂照，澄怀味道，游目周览，俯仰自得，创造出的艺境泊然无染，空灵幽渺。哲性诗学相当重视艺术对灵魂的提升功效。因为美和艺术把未来的理想先行带入历史现实，艺术积淀着人类远古无意识，并从一个更高的存在（道）出发，召唤人们进入审美境界，从纯审美中规范现实向纯存在转换。以艺术之清泉洗涤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这就是人与艺术精神的内在契合，或许也是人的超越性的本真写照。

可以说，人为什么需要艺术?

成为了当今世界的难题。应该承认，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思，现代对前现代的反思带有相当的合理性成分。其中，最重要最本源的一个问题是：人为什么需要音乐艺术？

尼采将音乐与人性结合起来。他一度十分欣赏音乐家瓦格纳，但其后不久，就日益不满瓦格纳浪漫主义音乐所表现出的现代文化的病症：做戏和煽情。这种矫情的现代文化颓废症和衰弱症，使得尼采不再把时代得到拯救的希望寄托在悲剧文化的复兴上，而是寄托在超人的“改进人类”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分列出日神与酒神二元对立模式：日神精神表现为梦，酒神精神表现为醉。梦和醉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梦是主观幻觉，醉是情感迷狂。作为对幻象世界美的体现的日神，与对世界本质的直观把握的酒神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艺术发展的原始动力。日神精神体现在造型艺术和史诗中，酒神精神在音乐和舞蹈中得到表现，而二者的和谐统一则产生了悲剧。在尼采看来，一个艺术家或者是日神精神式的梦境艺术家，或者是酒神精神式的迷狂艺术家，或者将两种艺术精神和谐地统一于自身。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是两种根本的艺术冲动。日神精神产生、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而酒神精神则毁掉和否定个体生命。更为原始的酒神精神正是通过否定“个体化原理”而对世界的生命意志的肯定，从而使人体验到复归自然界原始统一的欢悦。醉和梦是两种互斥互补的审美状态。尤其是酒神精神使之醉，使人在这种“神秘的自弃”状态中，感到生命的狂喜，忘记人生的惨痛。醉是一种情感心性放纵，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生命状态，它使人领略到一种解除个体束缚，复归本真自我的神秘体验。可以说，酒神精神以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相融合而直视人生悲剧为己任，教人直面人生的痛苦而超脱人生，向往永恒，因而较之于日神精神更带有悲剧色彩，更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于是，尼采将西方酒神精神与艺术精神联系起来。

而俄罗斯的一部新戏剧《青春的禁忌》，一位老教师在和五个中学生彻夜长谈后彻底崩溃而自杀身亡。原因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学生对吸毒、滥交、同性恋等等问题满不在乎、甚至欣欣然全盘接受的态度。老教师死亡的根源在于她无法建立与世界、与他者的正常联系，或者说，他死于自己与世界的价值联系的瞬间切断。说得通俗一点，“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

可以说，是疯狂的世界对价值的抹杀杀死了风烛残年的老者，或者说，老者以生命祭奠已然飘逝的平衡秩序和美感。另一个关于疯狂的例子是著名哲学家福柯。福柯晚年在公共场所对AIDS的传播实际上是一种强迫他者与自我齐平的态度，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和反抗导致了对他者的蓄意戕害。在一面解构主义的旗帜下，他的疯狂因其革命性而获得了合理性。但是，我想对福柯说的是，日前，美国已经对一位在170处公共场所传播AIDS的人作出了100年监禁的判处，人们开始懂得疯狂亦不可过度的道理。

在中央音乐学院做学术报告

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自我是他者赋予的礼物。而法国哲学家拉康创造性发展弗洛伊德理论之处正在于他以“欲望”（desire）替代了“里比多（libido）”，所谓“欲望”在黑格尔那里被定义为“对他者欲望的欲望”。这就为我们了解自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即自我总是与他者联系在一起的。人活着的目标不在于金钱的多寡和物质的满足，更根本的是建立自我与世界、与他者的良好价值关系。这种关系一旦扭曲，就会出现如AIDS传播者那样的疯狂行为，而这种关系的断裂则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老教师的死亡就是例证。而音乐正是构建、恢复人与世界，人与神的和谐关系的一种努力。它在动荡、变化的不和谐中追求稳定的和谐。明朗纯净的大调和分裂哀怨的小调造就了音乐中的张弛感，在欢乐、痛苦、仇恨、爱恋的情感涤荡中，人类与自身、与世界、与神圣取得了和解。这就是雄踞人类智慧之巅的音乐，它不但是人类思维过程的映射，更是人类存在图景的隐喻。正如音乐大师霍夫曼说：好的音乐非常重要，因为“参加不好的音乐会，等于鼓励粗制滥造者继续进行反对良好的趣味与艺术形式的罪恶活动，而你成了他的帮凶”。

对审美人生价值的追求在中国音乐文化中尤其突出。古琴非常强调“琴德”的美学意义，强调古琴演奏与儒、释、道哲学没学精神导引相蕴涵。古琴追求的文化高妙意境是其弦外之音的深邃情思。《淮南子》说：“瞽师放意相物，写神愈午，而形诸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风俗通》亦说：“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而意在高山……倾之间，而意在流水”。”蔡邕的《琴操》记载：“昔伏羲作琴，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宋史·乐志》：“伏羲作琴有五弦，神农氏为琴七弦。”桓谭《新论·琴道》曰：“琴神农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神农作琴。昔神农氏继伏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可以说，伏羲氏、神农氏作琴，周公制礼作乐，古代的圣王以“德”教化人民，都反映出中华民族将音乐与人心紧密结合的美学原则。

音乐的感人力量在古代文献中记录非常多。诸如成语“高山流水”，故事出自《列子·汤问》，比喻知己或知音，也比喻音乐优美。上古著名的歌唱家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战国时孟尝君听雍门周弹琴，从琴声听出的大悲之音，完全改变了他的现世人生态度：起初，踌躇满志、灯红洒绿、广厦高堂的孟尝君对雍门周说：“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似乎他完全没有闻乐兴悲的心境和共鸣点。但当雍门周分析国势，指出遗患，并说：“有识之士，莫不为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进退，千秋万岁之后，宗庙必不血食，高台既已倾，曲池又已平，坟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儿牧坚，踯躅其足而歌其上日：‘孟尝君之尊贵，亦犹若是乎？’”

于是孟尝君喟然太息，涕泪承睫而未下。雍门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叩角羽，终而成曲。孟尝君遂唏嘘而就之日：“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李煜在国破之后，对人生失落的深切体验所写出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更是使沉痛的人生体验获得诗意的内核，并化为千古共鸣的审美心态。

在我看来，音乐是精神唤醒、生命升腾的展开形式，是一种心灵、追问与对答过程。音乐文化追问没有观光客，正如生活没有旁观者一样。你在阅读音乐这一行为本身，事实上也就是在间读自己的存在深度并反观中国文化灵魂。

二、中国音乐源流的文化寻踪

综观中国几千年的音乐史，先秦时期，诗、乐、舞三种艺术形式合为一体，夏代的鼍鼓，商代饕餮纹铜鼓和石磐、编钟、编铙乐器与大型飨宴紧密相关。《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描写了远古先民进行乐舞时的场面。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其宗教乐舞活动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题目看，内容关涉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农业生产等方面。而这些歌辞就是原始的诗歌，以诗歌、音乐、舞蹈合一的形式存在着。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负载了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的内容。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所以其乐舞名为《云门》。这就使音乐几乎深入到先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又生产实践的，有天地自然规律的，有图腾崇拜的。可以说，音乐从一开始又不是纯粹的音乐，而是并优先民深层的生命希冀与向往。我们从这些“六代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音乐与生命的原初的深层联系。

传说伏羲氏发明琴瑟，黄帝求竹于昆仑山而作律管，舜作韶乐。古代乐器的发明，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如最早的弦乐器“箜篌”，大约是从捕鸟兽的弓渐渐演化而成。而《史记》记载的“击瓮叩缶，真秦之声”，则是标明了食器演化为乐器的过程。

对中国音乐的起源和演进的研究，代不乏人。正如叶燮《原詩·內篇》（上）所说“上古之音乐，打土鼓而歌《康衢》；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极于《九宮南谱》，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为乐乎？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为宮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瑤室，土文绣而木綈锦……

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这表明，音乐从最初的简单逐渐发展，并成为中国智慧不断展开，不断升华的重要形式。那么，中国音乐的发展的源头在哪里呢？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探讨，本世纪以来有一种“疑古”的文化思潮，认为先秦的典籍记录大多不可信。而这种观点在音乐研究中，尤以日本学者田边尚雄著《中国音乐史》为代表。他认为“中国文化，主要在于纪录，至太古之遗物，今日殆无存留者（尤以音乐方面为最）其可认为最古之遗物者，不过周末之钟铎类。然由记录考之，其为纪元前后数千年，时代大致明了。或谓伏羲氏发明琴瑟，黄帝求竹于昆仑山而作律管，或谓舜作韶乐，此种记录极多。若此种记录可以征信，则中国古代之音乐，当可明了。然据近来之研究，此等记录，多为后世任意作成，殆不足信。如是，即无遗物遗迹，其记录又不足信，中国古代之音乐，终归于不明而已。”这种对中国音乐源头的近乎否定的说法，似乎有些武断。好在，作者还补充说明“古代音乐史，有较歌谣之发生更紧要之问题，即乐器之发明是也。”

与著名二胡演奏大师闵惠芬相谈甚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