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 《大众日报》理论周刊刊发山艺院长徐青峰署名文章

第一是观念层面：包括宇宙观，如天人合一；自然观，如道法自然、万物和谐等；社会观，如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家国情怀、德法兼治、协和万邦、天下大同、革故鼎新等；生命观，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伦理观，如仁爱诚信、和而不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

第二是物象层面，包括黄帝陵、黄河、长江、泰山、万里长城、大运河、殷墟、三星堆、兵马俑等。

第三是人物层面，包括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等。

第四是文献层面，包括《论语》《道德经》《牡丹亭》《红楼梦》等。

而作为其一般层级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则主要体现为在历史长度、文化贡献、影响力、辐射性等方面，仅次于上述标识物的其他理念、物象、人物和文献。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有别于一般文化标识。从其本体意义考察，民族文明精神标识更具有正向、积极的价值，同时具有一定的宏观性和抽象性，作为区域性的文化标识，各民族的文明精神标识在其形成和发展进程中也会逐步融入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之中，充实和丰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内涵。因其区域性、时代性特征，可以进入中华文化精神标识的一般序列。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也不等于文化符号，从本质看，精神标识在其文化内涵的重要性、影响力、综合效应等方面均高于一般文化符号。一般文化符号作为一定物质和精神的呈现，同样在一定程度和内涵上具有呈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意义，但与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相比较，后者更具有其辐射的广泛性、人民大众认同的普遍性、精神意蕴的厚重性，而在这些方面，通常是一般文化符号所难以达到的。

在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构成的齐鲁文化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孔子、泰山等具有典型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体现的人物和物象，而且还有更多具有典范意义的标识物在历史上呈现出光彩，为中华文明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众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观念、物象、人物、文献等，被赋予丰厚的人文元素，成为历代人民大众认定与坚守的文化精神。齐鲁文化标识与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紧密相连，一方面在齐鲁大地上孕育生成、根深叶茂，同时汇入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历史长河，辐射和影响到人民大众生活和繁育的所有领域，成为养育和滋润中华民族精神和生命繁衍发展的源泉。在属于齐鲁文化精神标识的多元表达中，不仅其主要层面已经进入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序列，而且在其他层面的丰厚谱系中，也鲜明地呈现出齐鲁文化精神的意蕴。

艺术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形成和被认知的进程中，艺术活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艺术活动一方面通过音乐、美术、戏剧等艺术作品的表现，以其审美性、形象性、情感性，对具有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特征的标识物予以广泛的、形象化的宣传和推介，使其获得社会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正是历代无数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将那些属于中华文明精神重要代表的各类标识物，通过艺术的形象塑造和意境创造，不断赋予和深化其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使其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名片，同时，也通过艺术创造的形式，使一些本来就具有一定精神内蕴的文化作品得以提升和深化，令其成为人们景仰和追求的精神理想。随之，又在绵延不绝的历代艺术创新中对这些具有精神标识意义的观念、物象、人物和文献加以强化，将具有浓郁中华文明精神内涵的艺术创作进行播扬，使其精神内涵逐步获得更广阔区域人们的广泛认同，乃至形成全民族的共识，最终使之成为属于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正是由于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艺术化呈现与传承，促使精神标识如同蜿蜒炽热的血脉，流淌在全民族所有成员的体内，形成对自身民族属性的自觉体认以及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文明精神标识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