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明惇：所谓“真”，就要有根

“文革”后，社会开始转型，传统音乐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变化，民间音乐面临失传的困境。1979年，上音院长贺绿汀重建“民族音乐抢救小组”，委任江明惇为组长。他充满热情地投入民族音乐抢救的工作中，带领团队前往江、浙、皖、川、晋、陕等多地，对濒临失传的民歌、说唱音乐，如陕北说书、启东渔民号子、湖南民歌、云南民歌、苏州弹词等展开了抢救工作。他们组织各路表演艺术家及来自民间的歌唱家演出并录像，积累了大量田野调查的一手素材，抢救了大批遗散在民间的濒危音乐，为学界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在整理、研究民歌的过程中，江明惇一直在思考，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注重微观音乐形态即对音乐本体的分析，而西方民族音乐学侧重于音乐与整个文化的关系，以客观、精确、理性思辨的方法分析音乐，如果将后者的方法运用到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能让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拥有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研究成果更加宏观、立体。

为此，江明惇努力学习美学、民俗学，力求从美学高度来研究中国民族音乐。他的研究范围从音乐逐渐扩展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在研究民歌、民族音乐的形态和结构方面，他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研究逻辑，中西音乐融会贯通，从哲学和民族文化心理层面解读中国传统音乐，极大拓展了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发展的格局。

经过多年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民歌资料后，江明惇开始探索总结中国民歌的艺术规律，让民间音乐走入专业课堂，让音乐工作者创作出更多具有我国民族音乐特点的艺术作品。

经过20余年对民歌的广泛搜集和深入研究，江明惇撰写的《汉族民歌概论》于1982年出版，该书选取遍及24个省份的324首有代表性的汉族民歌，从研究入手，科学地划分了民歌体裁类别，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民歌教学与研究专著。这部兼具教材和学术专著性质的教材将民间音乐研究与专业教学两个环节紧密连接，让民歌的教学与传承更具有系统性，具有划时代意义。

“江老师并没有按照传统视唱练耳的方式训练我们，而是把大量时间用来记谱，让我们用全部注意力和听觉记录下演唱中转瞬即逝、千变万化、与标准音高有微妙变化的‘润腔’，让大家体验民歌不同的风格、体裁，以及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情感。”江明惇的学生说，江先生教的是民歌的真谛，不是躯壳而是灵魂。

江明惇发现，相较于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及琴谱等，民间音乐的文献记载很少。因此，他在中国民间传统音乐研究中非常重视对历史的追溯。比如，在对《孟姜女调》《银纽丝调》《鲜花调》《五更调》等16种有代表性的时调进行研究时，他查阅文献、追根溯源，结合流传的地域和时间，运用田野与史料互证、音乐形态分析的研究方法，大大增加了民间音乐研究的深度。

为上音创立音乐教育系

1984年，江明惇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逐渐由学者转型为管理者、决策者。1991年，他出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为学校的全面发展、学科建设作出清晰的规划。结合学校的文化、历史和民族定位，1995年，江明惇在“九五”规划中把“建立专业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三大体系”作为上音发展的总体目标。他在调研中发现，上海的中小学急需专业素质高的音乐教师。

在上海市教委的支持下，1997年，上音正式建立音乐教育系并于同年招生，江明惇兼任系主任。

“当时全国共有9所独立音乐学院，只有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没有音乐教育系。作为高校，我们要积极响应社会对音乐教育人才的需求，但是大家也担心，会不会像有些学校那样把音乐教育系办成第二个钢琴系或声乐系？”江明惇回忆，他带领团队到各学校调研取经，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备，明确了音乐教育系把“音乐教育”作为主课，钢琴和声乐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支持引进了奥尔夫、柯达伊音乐教学法，把培养从事音乐教育理论、教学管理、学科建设等理论研究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定为教学目标。

上音音教系1997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