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项元汴诞辰500周年一一封治国教授《与古同游》修订版全新面世

序一范景中 I

序二万木春 XI

导言 1

上编与古同游 27

第一章家系 28

一、先辈 31

二、兄长 38

三、六子 56

第二章天籁阁的主人 89

一、关于天籁阁 89

二、资产、身份 99

三、交游 111

第三章收藏与鉴赏 173

一、递藏链——以安国为例 173

二、文氏父子——趣味的传播 185

三、购买往昔 216

简短的结语 267

附表一 270

附表二 272

参考文献 273

下编项元汴年谱 289

凡例 290

上卷(1525—1590) 291

下卷(1590年后) 429

附录 487

引用书目 504

再版后记 513

新书试读

导言（节选）

最后，我还想特别回应下范景中先生费心为本书所撰写的序言。在这篇充满真知灼见的文字中，先生实际上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它们不仅对拙著极为关键，对鉴藏史乃至美术史研究，都可谓至关重要。

首先是对鉴藏史人物的研究态度。早在为《美术史的形状》作序时，范景中先生便这样谈及他心目中的理想愿景——

······我还是感觉到现代人文科学正在逐渐衰落，有时不免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隐忧，我不只越来越梦想着回到19世纪的库格勒[Franz Kugler]（1800—1858）以来的研究时代，甚至也经常在心中勾画出一幅董其昌、项元汴等人苕水书船、访古搜奇的图景。我想象，在那些时代，艺术的理解、鉴赏和研究还深深地植根于文明的整体之中，他们通过各种文脉吸收养料，绝没有被狭隘的专业化所孤立、所隔绝。

关于当代人文学科所遭遇的问题，除了《美术史的形状》序言，读者不妨再一读先生所撰《人文科学的危机与艺术史的前景》，此不展开。也正是基于文明的整体性考量，范景中先生始终对一切为人类文明传承做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心怀敬意。1931年，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了解之同情”，先生对此深以为然。故而，他不满于柯律格对文徵明形象的塑造，也不满于人们对项元汴、安岐等收藏家的贬低。数年前，笔者阅读英国学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关于清代山西举人刘大鹏（1857—1942）的研究著作，深深感动于她对那位寂寂无名的普通士子所给予的同情与敬重，作者说：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他有代表性而写他。真实的人总是非典型的。当阅读他的日记时，我感受到一种要把他还原为个人的义务······我敬佩他努力践行自己的理想，即使他的很多想法对我来讲如此疏远。

刘大鹏生活在山西太谷县的赤桥村，他为我们所知乃是因为其生前的《退想斋日记》。不久前，我终于得以一睹该日记的全貌，前后日记的纸张差异和笔迹的变化，让我如同与刘大鹏本人遭遇并走进他的生活世界。我遗憾地没有看到刘大鹏与书画的更多关联，这应该与他极其窘迫的经济状况有关。反过来说，项元汴尽管是明代的巨富，但我们亦不能以金钱地位去贬低其收藏行为。笔者不敢说自己具备如何的卓见，但的确心怀最大的善意和诚意，希冀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项元汴。囿于眼界及学识，我相信我依然对其存在不少的误解，然而在我的心目中，项元汴永远是后人难以企及的一座高峰。

第二，项元汴收藏所建立的正统体系。项元汴是中国书画古典体系的有力建构者和保护者，这一体系经由他和其他鉴赏家们的努力，已经被今天的我们所继承。仅此一点，我们便不能不铭记其贡献。种种迹象表明，项元汴并非所谓的“耳食者”，他的收藏尽管庞大无比，但却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可循。范景中先生将其归纳为“代表着往昔价值的正统秩序”，同时，只有“负载着这种正统和规范的艺术才是他珍爱的对象”。先生进一步指出：

他似乎意识到，没有这种正统和规范，美术史便会混乱，文明也会随之混乱。

理解项元汴收藏精神的要义正在于藏品本身。借用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的一句名言“人们总是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那么，项氏的收藏行为是否也可表述为“项元汴总是收藏他希望收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讲，项氏的庞大庋藏绝非“清玩会”一类的炫富式夸耀，而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并体现出清晰的价值取向。事实上，这种取向不仅微妙地反映在收藏者本人存世不多的题跋和文字之中，也在后来经由董其昌、李日华之口有所体现。历史写作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史料的复述，它更需要有所洞察，需要从纷繁的表象中揭示内在规律。倘若没有发现这些规律，也就无所谓“了解之同情”。

赵华先生的著作以赵孟頫为突破口，不管其结论是否准确，但他的关注点恰恰与本书的核心观点吻合。真赝问题客观存在，而赵孟頫也真实地构成了项元汴鉴藏活动的关键节点。范景中先生所强调的正统概念也正是由赵孟頫所建构，它至今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吸引无数的学者参与讨论，尤其是董其昌对待赵孟頫的前后变化，以及他和陈继儒在各自南宗序列中对赵孟頫的不同态度。在晚明，这一正统观十分具体地经由以项元汴为代表的鉴藏家传达了出来。因而，项氏的收藏品首先便是至关重要的一手史料，对作品隐含信息的细致分析理应成为我们艺术史研究的重点。没有这些藏品，明清以来的诸家著录将大为逊色，董其昌等人建构画史的努力也将无由措手。从这点看，笔者做得还远远不够，或者说仅仅只是些最为粗浅的工作。

但范景中先生所关心的，还不单是项氏收藏的正统问题，他将其进一步上升为文明的价值与意义——“美术史一再地告诉我们，民族没有高低，但文明却有高低”。中西文明史已雄辩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事实。本书的序言，也恰恰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评价项元汴对艺术史的贡献。

先生所着重讨论的第三点，那就是对于艺术品的赏鉴。此问题直抵美术史的核心，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应当首先阅读先生的《中华竹韵》。在序言中，范景中先生借用何良俊的话来说明赏鉴的态度，“不矜长，不匿短，则意见常新”。何谓真赏鉴者？米芾早已说得十分明白——

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资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

这段话颇为有名。用米芾的标准看，项元汴可谓当之无愧的赏鉴家。“能藏不能鉴是弊病，同样，能鉴不能赏也是弊病”，范景中先生的这段话借助何良俊与项元汴的交往娓娓道出，此观点极为重要，赏鉴活动不仅要赏出眼界，更要赏出真意，是为“真赏”。因而，它也必将与艺术史中的“赝品”产生关联。如何在明代的具体语境中讨论真伪与鉴定，笔者在文中虽然涉及，却无力有所阐发，甚至颇显幼稚和粗糙。其实，明代文献尚有丰富的材料可供挖掘，其间更无不蕴含珍贵的观念史灵光，笔者却只能遗憾失之交臂。

项元汴和吴门集团的交游活动，以及与无数能工巧匠、商贾掮客的往来，正构成了晚明艺术世界的生动图景。这些图景也无不勾连着项元汴时代艺术家、收藏家们的艺术鉴赏活动。黄公望真迹在明代已然罕见，董其昌虽自负眼福，却也对项氏所藏黄公望《沙碛图》印象深刻，他后来见到娄江王氏所藏《江山万里图》时，便立刻认为后者“笔意颓然，不似真迹”。《沙碛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惜原图已被换去，定非当日董氏所见之物。万历二十四年（1596），当董其昌为《富春山居图》题跋时，他首先便与《沙碛图》进行了一番比较，进而得出《富春山居图》“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笔”的论断。约十八年后，董氏又将项玄度的黄公望《浮岚暖翠图》推为“元画第一”。两者似乎矛盾，却反映出董其昌在鉴赏过程中的思想动态。同样，董其昌万历二十四年秋过嘉兴，他先是观赏项氏旧藏王诜《瀛山图》，又至杭州索观郭忠恕《辋川图》，细细品鉴之后，他断言项氏《瀛山图》“细谨而无淡宕之致”。不过，九年后他再度论及——

余从嘉禾项氏见晋卿《瀛山图》，笔法似李营丘，而设色似李思训，脱去画史习气。惜项氏本不戒于火，已归天上，晋卿迹遂同《广陵散》矣。

这句话包含两个信息，一、项元汴旧藏在1596年至1604年之间曾因遭遇火灾。二、如同对赵孟頫和黄公望的态度，董氏对王诜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董其昌建构画史的过程中，他总是经常性与天籁阁的藏品进行比较，他需要从那些伟大的藏品中得到印证或启发。在不同的时间段，他常常会对同一作者、同一作品发表不尽相同、甚至有些相左的见解。对待这些看法，我们的研究必须回归到具体的语境之中，囿于史料，这一理想未必均能落地。在艺术史中，那段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掌故，莫过于神秘的《秋山图》，董其昌对它无与伦比的推崇也因而引发了一个延续至清代的动人故事。那一幕幕令我们遐思之下，不胜人琴之叹的前尘梦影，其后面又牵动着多少收藏家的精神所聚。

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项元汴与董其昌等人苕水书船、访古搜奇的具体情节，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天籁阁中、鸳鸯湖畔，那里曾发生过多少令人神往的赏鉴与论辩。董其昌回忆自己与项穆的交往，他们彼此切磋，纵论千载、永日不疲而相互引为同味的惺惺相惜，不正是赏鉴家们的理想生活境界吗？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乾隆皇帝，高士奇或许堪称项元汴的隔代知音。他称自己为“墨林知己”，每每艳羡退密斋中“长日消闲，致足自乐”。明季以来，嘉兴之文人墨客层出不穷，无数的文献都曾出现项元汴的名字。高阁已矣，昔日难再，这种因一位鉴藏家而形成的持久文化现象，至今仍不断将我们与遥远的往昔进行连线。

因本书的修订，我得以再一次重返历史。笔者深知，正是在一次次的重返中，历史的幽光才得以照亮。每一次重返所获得的，不仅是对历史真实的接近，更是对活跃在历史之中那些远去人物的进一步理解，或许，这也是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应有之意。

笔者最初学习美术史时，便在万木春老师的引导下接触历代著录，从而对这位神秘的“槜李项氏”产生浓厚兴趣，希冀一探其究竟，万不曾想一念之下，我竟以近七年时间投入其中。忆曩岁读乡贤南丰先生文集，其中有《徐幹〈中论〉目录序》，曾巩对这位建安七子人物，别有一番见解。文中的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

因其书以求其为人，又知其行之可贤也。惜其有补于世，而识之者少。盖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恶观之，彼恶足以知其意哉？顾臣之力，岂足以重其书，使学者尊而信之？······盖所以致臣之意焉。

当日读及此处，可谓心有戚戚焉。笔者虽学养浅薄，却心怀宏愿，希望能一改世俗之偏见，使人们能重新认识并“发现”项元汴。故而，拙著就权当我对墨林先生的“致意”。范景中先生的序言，我也把它理解为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即先生为弟子“道为学之难”的殷殷期望。至于区区拙著，反倒是殊不足观了。

（文/封治国，《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修订版）；来源：一页南山）

作者简介

封治国，1977年9月生于江西南丰。1995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999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取本院油画研究生，200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8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2011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14年调入中国美术学院，2017年结业于全山石油画高级研修班。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协民族美术艺委会副主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浙江省油画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院院务委员。

曾获得“中国美术奖·创作奖”银奖，“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浙江美术奖”金奖等。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中国油画学会、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大都美术馆、北京合艺典藏有限公司、江西699艺术中心、宁波华茂美术馆及多家专业画廊、私人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