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主编《宋徽宗书法全集》 | 汇学术深度、艺术神韵与赵佶书艺之全

《全集》在尽收经过确凿考证的作品的同时，还收录“存疑作品”及“题签”“瘦金体通宝”“宋徽宗钤印位置分布”“宋徽宗常用印”“宋徽宗书法年表”等内容。其中，“宋徽宗钤印位置分布”介绍了著名的“宣和七玺”的印文形态和其在所钤藏品中的固定位置，并以此七印钤于王羲之《上虞帖》的情况为例，让读者能够认识“宣和装”的款式。《全集》的编著者邱金生在完成全帙编纂的同时，还做了一些很有意味的工作，比如《怪石诗帖》中，诗为七律，54个字中竟有12.5个字是用红笔写出的，如果只看作品，这些红字的出现并无规律可循，待看到作品信息，方知编者对原作近1/4的缺损字迹实施了学术性补笔。此细节既彰显编纂体例之创新，更凸显编著者的专业水准。

李一先生在序言中对赵佶的艺术成就做了全面而准确的定位和评价。序言对赵氏草书的取法和书写特点进行探讨和总结，认为虽然其成就略逊于瘦金体楷书，但“然亦颇为可观”，“在历代帝王中仍是佼佼者”，可以说“徽宗以一己之力，为北宋草书的发展画了一个圆满句号”。一般说来，瘦金体楷书用笔轻盈飘逸，起收、转折处多有顿挫，筋骨细劲，瘦硬奇崛。细读这部《全集》，在细品作品的同时，更可倾注心意去揣测书家挥运时的内心情致。

《全集》在正文之后载有4篇“专论”。吴彧弓《宋徽宗楷书“瘦金体”刍议》一文，对赵佶“瘦金体”的取法渊源、技法表现和美学意蕴三方面进行研究，在探讨其美学意蕴时，特别指出赵佶楷书对“鹤膝”“竹节”之类“笔病”的放任，但这类“笔病”也成为他构建瘦金体独有的形式美而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张耀虎《宋徽宗草书略说》一文，在对北宋草书发展分期的基础上，从审美风尚、书写技巧、时代环境三个层面深入探析赵佶草书风格的形成，并反思其成就和局限；谢孜菡《论宋徽宗“诗书画”一体化的实践创新与审美思想》一文，由赵氏个体的艺术实践探讨赵佶的“诗书画一体”观，并指出这一艺术观同时表现在赵氏对北宋画院制度的改革上，从而有效地提升了诗、书在绘画中的地位；杨沆《宋徽宗时代的书学》一文，由梳理东汉“鸿都门学”的传统入手，讲述宋徽宗顺应都省“重置书学”的提议而建立“翰林御书院”的过程，探讨了其存续期间对人才的招募方式和职能实现途径，文中还提到宋徽宗组织编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印谱》，鉴于宋太宗一朝由王著摹刻的《淳化阁帖》多有失真和编选错误之弊，而命蔡京等人重新以内府所藏墨迹重新摹勒完成《大观帖》这一时代工程的功绩。几篇文章在研究赵佶书法之美的同时，又能正视其中的不足，体现出当代书法学者的理性思考。

品味《宋徽宗书法全集》，我们会很自然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因所处历史阶段的形格势禁而难以成就优秀品格的人物，可以在特别的艺术门类中找到自我实现的途径。宋徽宗如此，王铎也如此，书法是他们的第二人格主体，当然在道君皇帝这里还要加上绘画，以及他以帝王之尊而设立、组织翰林书画院从而为古代艺术史做出的贡献。人生不能如意，政坛难得驰骋，但他终能在翰墨丹青的舞台上把人性的自由、尊严、智慧这些美好的东西尽融其中。

（文/王谦，美术学博士，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山东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来源：江西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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