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即人格 文心通天心——张传旭追忆蒋维崧先生的笔墨人生

从我开始学习书法，就知道山东有两位大家，一个是蒋先生，一个是魏老。此生能不能见二老一面，是当时想也不敢想的。谁料到了2002年，我竟然来到山东大学教书，终于有机会得以拜见蒋先生，向蒋先生请教了。蒋先生年事已高，不便打扰，所以当面请教的机会也就有限。第一次去拜见蒋先生，我带上了我的博士论文《楚文字形体研究》，请先生指教。先生对学习书法必须首先研究文字的路子，给予了肯定。后来论文出版，请先生题的签，给我的书增了光，添了彩。说到题签，顺便多说一句，就我所见，沈尹默先生所题，最好。启功先生所题，最多。蒋先生厕身其中，比起启功先生，不遑多让。之后再也没见过能超过这三位的了。题签事虽小，但可以看出中华文脉的起伏与有无。

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蒋先生住在舜耕山庄，我的第一本作品集《青李集》出版，欧阳中石先生带着我去见蒋先生。蒋先生不说话，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作品，看得很仔细，我和欧阳先生在一旁恭候。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蒋先生抬起头，缓缓地说了三个字：“格很高。”当年我年轻气盛，听到蒋先生的这个评价，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认为真是英雄所见。我当时的追求主要在汉魏之间，与蒋先生的路子有很大的不同，可见蒋先生的胸怀是非常宽广的。而蒋先生衡量艺术的标准，独拈出一个“格”字，这也是很老派的传统。为人为艺，有没有“格”，这是最低的标准，也可说是最高的标准。

蒋先生一生的成就所在，当然是他的篆书，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当然，水平究竟有多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是山东第一，有人认为当世无出其右者，也有人认为从吴昌硕以来水平最高。所有的这些评价，我都不认同，我认为评价太低了，他们太拘于一时一地，而不能放眼三千年书法的发展史。因为从篆书的整个发展史来看，秦汉以后，篆书的发展可谓江河日下，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已经是惨不忍睹了。唐代李阳冰，称是“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也只有颜家庙碑额几个字尚可。宋代之后，更是不堪入目。至清代晚期，篆书初有复兴的苗头，出现了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等篆书家，只是他们的眼界还没打开，只能写写小篆。至吴大澂、罗振玉、容庚等眼界渐宽。至蒋先生时，出土的商周资料才蔚为大观，眼界才彻底打开。只有到了蒋先生这个时代，才可说是真正有条件正本清源，直达篆书的渊薮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蒋先生的篆书，可以说是“史籀之后，直至小生”了。蒋先生把间断了两千年的篆书文脉接到了它的源头上，“为有源头活水来”。周易、周礼、周诗是中华文明的渊薮，周文（文字）是这个文明的载体，周书（书法）是这个文明审美的奠基，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也。蒋先生所走的这条道路，是后世学篆书者所要走的唯一正确的、光明的大路，不跟随蒋先生这个路子，必将一事无成。

有人把清末民国以来的篆书地位推得很高，我认为与蒋先生比起来，他们失去了从二王以来中国书法所具有的灵魂，那就是一个“文”字。这个“文”究竟是什么意思？真是难言也。你说韵也好，神采也好，气质也好，总之就是那么一种有教养的高雅的精神气度，这种精神气度，正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所在。所有学书者，就如同是块生铁，不经过这个“文”字淬一下，终究进不了中国书法的正殿。具体到蒋先生的篆书，这个“文”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正、清、雅、穆的风格特征，与清末以来的篆书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邓石如太板，赵之谦太油，吴让之太妖，吴昌硕太浊，他们学书不可谓不用功，可眼界不行，读书少，学力不够，格调不高，可谓是篆书匠。有人可能要为吴昌硕抱不平，吴的确影响大，是碑学兴起后唯一成功的书家，可他也的确表现出了碑学书画家的通病，那就是一个“浊”字，字浊，画浊，印也浊。碑学书家正是没有经过这个“文”的淬化，失去了“清”字的灵魂，才成为了一堆废铁。不是碑不可学，而是需要那么“淬”一下。魏启后先生的高明之处，就是由单纯学汉简转到学米芾，经过米芾这么一淬，才卓然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