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 | 揭秘《南方周末》头版“变脸”事件

当天下午终于有了答案。下午上班后，收发室又送来了一份《南方周末》，我拿来一看，再次吃了一惊，这张报纸还是3月21日的，但头版文章却赫然换成了《“五毒书记”和他的官场逻辑》。

看着两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变脸”的报纸，我有点懵圈，实在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但过了一会儿，凭多年的办报经验，我似乎有点明白了，这次“变脸”，大概率是《南方周末》的主管部门鉴于希望工程的敏感性，要求报社紧急撤稿，全国各印点因此要重新印刷换稿后的报纸。已经印好的换稿前的报纸自然不会再发出去了。

当然这只是猜测，而且也不会有任何部门机构证实或否认我的这种猜测。

看着办公桌上摆的两份绝无仅有的“孪生”报纸，我本能地感觉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而且它们本身也见证了中国报业史上一段有趣的小插曲。于是我便将这两份报纸仔细保存了起来。

转眼20多年过去了，前段时间我清理书柜，又将这两份报纸翻了出来，我上网尝试找到“变脸”事件的真正原因，结果在百度“徐永光”的词条下，还真解开了这个20多年前的谜。

下面就将词条的有关文字原原本本摘录如下：2002年，《南方周末》准备在3月21日的报纸上刊登记者采写的调查徐永光的报道。这篇调查列举了徐永光挪用超过一个亿的捐款草率投资、放在私人名下炒股、指示下属做假账、为青基会少数领导“谋取”第二套住房、在香港设有“秘密账户”等“十大罪状”。然而，3月20日晚，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报社通知全国十余印点停止印刷，撤换新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调查中，没有徐永光本人的声音。这次“舞弊报道”风波，又将徐永光推入“黑幕”……说到此，徐永光有些愤愤不平：“投资项目里确实有失误的，对此，我需要承担决策责任。但是，我个人的自律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假设我有过一分钱的不检点，今天也不可能在这儿和你聊天了。”

以上这一大段文字，是截止目前对《南方周末》“变脸”事件最权威的说法。笔者不掌握更多信息，不便进一步评论，但“变脸”事件反映出的报纸、被报道对象和官方这三者的博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舆论生态中一个带有共性的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变脸”事件就说到这里，最后再说一个和《南方周末》有关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南方周末》主打深度调查，擅长追踪重大事件、社会热点痛点，报道风格大胆犀利，因而他们的许多舆论监督报道，尤其是跨省的舆论监督报道经常引起被报道对象的反弹，会通过各种渠道要求报社撤稿或要求更正道歉，甚至会引发官司。笔者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通过这件事可以管窥《南方周末》是如何处理这类事件的。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2003年上半年，《南方周末》记者采写了一篇山东某地的批评报道（由于当时的报纸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报道的具体内容和时间等笔者已忘记了），确定将在某期报纸二版刊登。被批评对象当地的宣传部领导给大众报业集团刘总编打来电话，请求刘总编出面通融一下，请《南方周末》把稿子撤了。

地方党委政府对本集团广告发行等方面支持很大，人家求上门来了，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所以刘总编让我给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领导打电话，提出撤稿请求。我本以为要费点口舌，但没想到对方听说是在业界颇有名望的刘总编要求的，很爽快地答应将稿子从这期报纸上撤了下来。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地方宣传部领导，对方自然是满心欢喜，连声称谢，我也以为此事已顺利解决。但过了一周，下一期的《南方周末》来了，我翻开一看，上星期撤下的那篇批评报道竟然又赫然刊登在了二版！

我哭笑不得，忙去给刘总编汇报，刘总编看着报纸，沉吟半晌缓缓地说，我们也是办报的，人家做的也没什么错。

批评报道刊登出来以后，地方宣传部领导也没再打电话来，可能他们认为已经生米做成了熟饭，再多说无益。

事后细一琢磨，《南方周末》处理此事的手法颇高，可说是一箭三雕：一是暂时撤下稿件，缓解了外部压力。二是给足了兄弟报社领导面子。三是虽然晚了一星期，但批评报道还是照样登了出来，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宣传计划。

高，实在是高！

（文/魏武 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山东省报业协会会长 来源：微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