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文化遗产法定概念的依据、分类与原则

这一分类就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确立相应的保护逻辑。由于文物本身是实物，一旦损坏就无法复原，所以法律强调原址保护、不得损毁、修缮时保持原状，主要就有形的、固定的、不可再生的遗产进行冻结和修缮，核心是保护物质载体本身；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无形的、经验性的、精神性的存在，需依附于人和传承行为才能存续，相关法律重在对活态的、流变的、依赖传承人的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与激活。就此也决定了行政管理的分工和流程，使保护工作有了具体的抓手。当物质与非物质的关系不能截然二分时，这一分类承认文化的双重属性，保护物质载体并传承非物质内涵，守其形，传其神，并关注其赖以依存的自然与人文整体环境。

其次，延伸性分类是保护实践的范围和尺度。根据保护对象的规模、属性和核心价值，将形成具体的保护重点和原则。具体来看，要突出空间聚落视角，明确具有整体性、活态性和突出空间关系的文化遗产类型。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区等，保护的不只是单体建筑等文物，更是其格局风貌、社区网络和活态的生活方式，是“物质”与“非物质”在特定空间的融合体。同时，要具有关注功能经验的视角，突出其在历史上特定生产、生活领域的功能性和经验智慧。如，保护对象涉及农业遗产、工业遗产、水利遗产、商业老字号、传统医药体系等，具备外在的设施、工具、产品属性与内在的技艺、流程、知识属性，二者密不可分，整体上需注重功能、经验的系统性和活态传承的可能。此外，还应侧重知识体系的视角，关注无形的、自成逻辑的知识系统本身。比如传统历法、天文气象知识、生态知识、地方性营造体系、民间数学等，其载体可能是口头传承、行为实践，也可能物化于文献或文物，保护的核心是维系该知识系统的完整性与传承力。

延伸性分类中空间聚落、生产生活经验、知识体系等维度，有助于促进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其中，空间聚落的视野和范畴，将遗产与其赖以生存的物理环境、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整体，从单体保护走向生态保护，深化整体性认知，重构人地关系，维持生活、生产空间的功能延续性。生产生活经验的视角，尊重普通人的创造史，将农业的耕作经验、传统饮食的制作经验、日常的纺织印染经验等看似平凡、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纳入保护视野，从精英收藏走向民间记忆，对于口传身授、主要存在于家庭和社区之中的经验的保护，重在确立民众的主体性，并使生产生活经验成为连接物质与非物质的最佳纽带，从而把握文化在实践中的流动过程。将文化遗产视为一种知识体系，意味着承认传统技艺背后蕴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技术传承进一步走向哲学认同。总之，文化的存在，体现于空间场所、活动经验、知识观念等维度，保护实践是使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按照它内在的逻辑继续生长下去。

最后，做好文化遗产的补充性分类，做到兼容观念的更新与整合。具体不在于创造新的遗产“种类”，而是提供新的筛选标准或关联方法，推动保护理念的进步。具体要加强空间维度的整合，充分汲取已有经验，关注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文化遗产。如哈尼梯田，是农业系统、生活聚落、森林、水系共同构成的有机体，要从人与自然共同作品的意义上对文化景观进行认定和保护。如丝绸之路、大运河等，作为文化线路，实现跨地域、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将分属不同基础类别和地域的遗产点通过“线路”这一历史主题进行价值整合与串联。同时，做到时间维度的拓展，进一步建立时间发展的动态观，纳入“20世纪遗产”“当代遗产”范畴等，对于符合“突出普遍价值”或“重要价值”标准的遗产，其年代可以延伸至近现代和当代，可能是一栋文物意义上的近现代建筑、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形式、一个功能视角上的近现代工业区等，其界定有助于防止保护实践上的时间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