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墨里的温度：王鲁湘记忆中的张仃先生

1996年在上海南京路，随行有灰娃、王鲁湘、尹光华

初遇

1987年暑假的某日，刚研究生毕业的王鲁湘路过中国画研究院，在看张仃先生的焦墨写生山水画展时，巧遇李兆忠，经其介绍认识了张仃先生。

当时，由于张仃先生家里没有大画室，没办法画大尺幅作品，所以他就搬到了中国画研究院的画室里，以便为展览画一些大画。那天，王鲁湘在张仃先生的画室里谈至深夜。印象最深的是，张仃先生很详细地问到了精神分析学，恰巧王鲁湘翻译过几篇弗洛伊德的文章，于是，两人很认真地聊起弗洛伊德如何看待艺术创作的源动力，以及艺术与欲望的关系等等。

在那个年代，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等西方理论在中青年学者之间非常流行，但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这些新知识接受起来有点困难，但张仃先生却对精神分析学有如此兴趣，这让王鲁湘既感意外，又生敬佩。

随后，王鲁湘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评论张仃先生的文章，从此私交甚密，亦师亦友。在随后的岁月里，恰是王鲁湘人生中的大起大落，张仃先生对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引路人

认识张仃先生不久后，王鲁湘开始参与某电视节目，需要请设计师把演播室布置成黄河文明的历史空间，张仃先生经过2天的斟酌，推荐了中央工艺美院的刘巨德老师，王鲁湘与刘巨德先生的私交就开始于那时候。由于当时的工作量太大，刘巨德先生的太太也参与进来。后来还扯进了王玉良。就这样，因为张仃先生的关系，王鲁湘逐渐与整个中央工艺美院的教学群体和重要画家建立了良好关系，2000年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担任博导，也是得益于张仃先生的极力推荐，刘巨德等教授的四方奔走。

1989以后，王鲁湘失去工作，张仃先生顿生惜才之心，为把他调入中央工艺美院或中国画研究院而积极努力。可惜，受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未能如愿。后来，王鲁湘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工作，张仃先生才长舒一口气，跟友人说，他胸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为了让王鲁湘有更多时间做学问，张仃先生为他提供了很多与美术界接触的机会，尤其是让他去黄宾虹研究会任副秘书长，从此，王鲁湘幸运地进入了黄宾虹研究领域。当时，黄宾虹研究会会员基本全是老年人，王鲁湘是最年轻的一个，张仃先生几次带他参加黄宾虹研究会的年会，让他有机会采访到一些黄宾虹的老弟子，并过眼他们的藏品。

王鲁湘的第一本专著《冰上飞鸿——黄宾虹画学探微》，也是在张仃先生的授意下撰写的。当时，为了去上海参加黄宾虹研究会的年会，张仃先生要求王鲁湘向年会提交一篇关于黄宾虹的论文。可是那篇论文长达40000字，刊物无法完整刊发。于是，张仃先生建议王鲁湘进一步充实这篇论文，以便出版成书。

书稿完成后，没想到出版又成了难题，因为当时黄宾虹的价值尚未被发现，出版社对此不感兴趣。为了这本书的出版，张仃先生到处奔走，推荐了好几个出版社，结果一一遭到婉拒。姜宝林先生把书稿带给香港一家出版社，不幸的是，还没等书出版，出版社起火，书稿也被焚为灰烬。姜宝林先生认为这本书由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最合适，毕竟黄宾虹是浙江美院的教授。但直到姜先生的一个同学任职浙美出版社社长时，才答应出版此书。没想到，不久之后出版社突然被公安局查封，因为有人举报出版社在萧山集资30万出挂历，属于经济犯罪，于是，书的出版又成为泡影。后来，管执中先生帮忙在台湾联系了几家出版社，仍然无果，只好把书稿带在身上，打算回大陆退回，结果中途赴汉城参加亚洲艺术双年展的时候，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书稿也不知所踪。

三次都没有出版成功，足见这本专著命途之多舛。无奈，张仃先生找到河北教育出版社，最终这本书以散文集的形式出版了。

所以，如果没有张仃先生的力推，王鲁湘进不了黄宾虹研究这样一个高等级的圈子，得不到这么多的素材和资料，也没有动力去书写，更不要说是在那个年代出版。后来，这本书多次再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改名为《黄宾虹研究》。至今，这本书仍是唯一一本黄宾虹研究的专著，王鲁湘也因此被当做是黄宾虹研究的权威。

(来源：收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