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创作者，更是一位“传灯者”——陶瓷艺苑里的赵锦星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有人把一个人的名字解读得那样通透，又预言得如此精准。

我当年插队的地方，是淄博市临淄区皇城公社崖付大队，那也是赵锦星的第二故乡。他比我早一年来到这里，我们都属于山东博山陶瓷厂的职工子弟。在那段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没过多久，我就不断听到关于赵锦星的议论——大家都叹服地称他为“才子”，说他写的美术字、画的画，样样拿得出手；他年轻，有冲劲，更有追求艺术的韧劲；人们都说，他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分管知青工作的大队王书记，更是常把赵锦星挂在嘴边。田间地头，王书记一边抽着烟，一边像是自言自语：“锦星啊，就像埋在地底的金子，早晚会发光的。”烟雾缭绕着他的脸，那句话却像一枚楔子，深深钉进了我的记忆。赵锦星的名字，最初就是带着这样金石般的声响，刻进了我的心底。

村里的宣传栏，成了我观察他的一个窗口。在那个物质与精神同样贫瘠的年代，那一方小小园地，竟被他办得生气盎然。那些美术字，仿佛不是粉笔写的，而是刀刻出来的——有筋骨、有精神；那些画，即便是宣传画，也透着一股说不清的灵气，引得路过的人都忍不住驻足多看几眼。那时的我，既没有做画家的梦，也来不及思考未来。但我从小喜欢画画，于是对他生出一种羡慕，甚至带点嫉妒。我隐隐感觉到，他和我们，本不是一路人。在这片广阔天地里，我们或许只是来磨砺筋骨、走个过场，等待一个未知的归宿；而他，却仿佛在这里预演着什么——用他那双未来将要搅动釉彩的手。

后来，命运将我们各自推向不同的地方。他去了造纸厂，终日与破棉絮、旧鞋底为伍；我穿上了军装。几十年的光阴，仿佛只是弹指一挥间。中间虽有过一次重逢，是因为知青点上有个知青的个人私事，他带人来找过我，并在一块吃过饭。当时，我们聊了很多，他却对自己的陶瓷艺术，只字未提。这让我在日后想起，心里总泛着一种说不清的渐愧。直到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刘培国的文章《萱园有位传灯者》的文章，直到我终于踏进他在博山萱园的工作室，那被岁月尘封的印象，才又一次被擦亮。

他已不是当年那个清俊的青年了。花白而稀疏的头发，一扎多长的胡须，还有嘴边那个喷云吐雾的大烟斗，构成了一个近乎苦行僧式的形象。那烟雾在室内袅袅地升腾，盘旋，的确像一幅淡墨写意的画，将他几十年的过往与将来，都氤氲地描摹在其中了。这画面，沉静而有力量，一下子将我从现实的此岸，拉回到了他艺术的彼岸。

于是，在他的讲述与我所看到的文字里，那个完整的赵锦星，才在我眼前清晰地站立起来。他的艺术生命，似乎早在童年于博山陶瓷厂的废料堆里就已萌发。那些废弃的石膏，在他小刀的雕刻下，变成了汽车、青蛙与鸣蝉；母亲染布的靛蓝、灶膛的炭黑，成了他最早的颜料。那是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创造欲，混沌而强烈。上高三时，一个勾勒着兰草的黑釉挂盘，像一道灵光，在他心中划下了第一道深刻的痕迹。我想，那一刻，他命运的伏笔已经落下。

而真正的淬炼，始于青岛纺织学院梦碎的1977年。那张化作泡影的录取通知书，是何等沉重的一击。若是一般人，或许就在造纸厂那单调的机器声里，磨平了所有的棱角与心气。但他没有。那每月一期的《美术》杂志，是他通向外部艺术世界的唯一孔道。而当他在杂志上看到同乡朱一圭先生的作品与文章时，那种震撼，无异于在漫漫长夜里看见了灯塔的光。回博山去！这念头从此便如火焰般，在他心底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