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华丨云帆乐宗 执棒传薪——指挥家、教育家夏飞云教授九十华诞感怀

摘要：著名指挥家、教育家夏飞云教授深耕民族音乐领域六十余载，以指挥家的专业引领民族管弦乐发展，以教育家的赤诚之心培育乐坛中坚力量。他秉持“严师、益友”的育人准则，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培育出阎惠昌、彭家鹏等国乐界领军人物，师生间的传承历程，成为民族音乐文脉赓续的典型范例。

正文：

九秩光阴，弦歌不辍；一生执棒，薪火相传。在我国民族音乐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著名指挥家、教育家夏飞云教授如同一座灯塔，既以指挥家的光芒照亮了民族管弦乐的前行之路，更以教育家的赤诚为音乐事业培育出一代代中坚力量。从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台到海内外的演出舞台，从青涩学子到乐坛泰斗，在六十余载师者生涯里，夏飞云用“严师”的准则锤炼技艺，用“益友”的温度守护初心，用“宗师”的格局传承文脉。他与学生们的故事，早已超越单纯的教学关系，成为民族音乐“薪火相传”的生动注脚—其中，国乐界领军人物阎惠昌、彭家鹏等便是受其影响至深的弟子，无数像他们这样的弟子，正遵循着夏飞云教授的教诲与期许，在各自的领域续写着国乐的荣光。

“云帆乐宗”，李百华题

一、师者初心：“把民乐的根留住，把弟子教明白”

1936年生于浙江桐乡一个普通家庭的夏飞云，自幼便因热爱而与音乐结缘。初中时期江南水乡的丝竹雅韵滋养了他的艺术灵性，自从聆听到王松林老师美妙的小提琴声，夏飞云便朝思暮想念念不忘。为了心中的那份热爱，追梦的少年心底涌起一个大胆的念头—亲手制作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1953年夏天，18岁的夏飞云提着装有这把“白胚提琴”的面粉袋，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考场。正是这把自制的小提琴，成为他音乐人生的起点，更珍藏着一段满是执着与热爱的青涩往事。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谭抒真说：“这个小孩子有志气，买不起琴自己做，相信他能学好。”夏飞云被破格录取，从此开启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音乐征程。

1956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原院长贺绿汀“发展中国自己的民族音乐”的号召下，夏飞云坚定了“以民族音乐为毕生事业”的信念。他不仅系统学习民族音乐理论、乐器法与编配，同时继续研习西洋和声、复调、曲式与配器，践行着贺绿汀“学民乐的一定也要精通西洋乐”的理念。1961年，夏飞云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一个更重大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肩上。次年，他在全国首创民族乐队指挥专业，将西方指挥技法与中国民乐精髓相融合，开创了中国民乐指挥教育的先河。当时夏飞云便立下誓言：“把民乐的根留住，把弟子教明白。”这看似朴素的承诺，却成为他六十余年教育生涯不变的坚守，也构建起其“扎根传统、因材施教、知行合一”的核心教育理念。多年后，夏飞云仍时常提起这把自制小提琴，他说：“那把琴的声音或许不完美，但它教会我的，是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与永不言弃的执着。”这份在少年时便扎根心底的坚守，后来化作他治学执教的严谨、传承国乐的赤诚，而那把自制小提琴背后的故事，也成为滋养一代代弟子的精神养分，寄托着以艺术初心为炬、照亮人生征途的箴言。

师生合影：夏飞云、李百华

二、结缘恩师：一段音乐初心的启蒙之旅

1979年10月，我有幸迎来与最敬重的夏飞云教授的初次相遇—彼时，著名指挥家、教育家夏飞云与著名琵琶演奏家、指挥家秦鹏章一同随中央民族乐团赴济，在山东剧院参演、指挥中央民族乐团民族音乐会。

身为琵琶演奏者，我在校时便痴迷作曲，此次夏飞云造访山东，于我而言天赐良机！演出之余，应山东省歌舞团（今山东歌舞剧院）邀请，两位先生莅临民族乐队指导排练。当时我参与其中，恰遇乐队排练《花好月圆》。夏先生帅气洒脱执棒登台，指挥棒轻点间准确的节奏，挥落时凝聚声部，弹拨乐的清脆、弓弦乐的温润、打击乐的灵动，在他的精准调度下严丝合缝。遇乐句衔接处，他抬手示意换气，手腕轻转便带出韵律起伏；至高潮段落，手臂舒展发力，让团圆喜乐的情绪随旋律奔涌而出。整支乐队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牵引，旋律随手势流转跌宕，刚柔并济的演绎让作品活色生香。舞台上的他指挥潇洒利落、极具感染力，那一瞬间，懵懂的念想在我心底萌生—我也要踏上指挥之路，将这份对音乐的热忱通过指挥传递出去。

这份现场的艺术感染力至今记忆犹新。次日，夏飞云的交流之行仍在延续，他受邀到访山东艺术学院，前往音乐系（今音乐学院）观摩学生乐团排练《梁祝》。时任音乐系主任的毅军教授(上音校友)热忱接待，详细介绍了乐团建设与排练规划。夏飞云认真聆听后，上台指挥并对学生的专业素养给予肯定，并就作品情感表达、声部配合等细节提出中肯建议，为学院的教学实践注入宝贵经验，也体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青年后辈的悉心扶持。

三、喜出望外：意外的指挥初体验

1980年，山东省歌舞团开启苏浙沪巡演之旅，足迹遍及南京、常州等地，最终在上海收官。演出间隙，歌舞团有幸受邀前往中国唱片厂(上海)，为山东歌唱家演唱的一组山东民歌录制专辑。推开录音棚厚重的门，满室精密的设备与专业气息扑面而来，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脚步不由得放轻，指尖攥得微微发紧，连呼吸都刻意放柔，生怕惊扰了这方肃穆的音乐天地。那时，录音棚配备的是当时全国顶尖的24轨道录音设备，采用“一件乐器一隔断”的精密布局，演奏员各自处于独立空间。这样的录制模式对配合默契度提出了极高要求，我本是抱着观摩学习的心态而来，却没料到关键时刻，乐队队长吴永祥老师竟交给我一项重要的任务，我猝不及防地被推上了指挥台。他深知我平日喜欢作曲、配器，对音乐技术理论颇有钻研，便力荐我放下琵琶，担纲此次录音的指挥。临机受命的我，意外地获得指挥的初体验，站在录音棚中央，虽紧张得微微颤抖、心怦怦直跳，却还是握紧无形的“指挥棒”，掌心沁出薄汗，慌乱中扬起手臂，节拍落下的瞬间，旋律竟与声部严丝合缝地共振，凭借对山东民歌韵律的熟悉和理解与团队的信任，在隔绝视线的特殊环境中调度每一件乐器声部，打着准确的节奏，使这次录制在忐忑不安与热血沸腾的交织中不知不觉地匆匆落幕。

唱片《送郎》《沂蒙山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