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硕丨艺舟双楫 津逮来学：《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跋

不止一位学者提到过，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知识教育极为重视对“通”的培养，孔子说“博学于文”，庄子说“道通为一”，皆被历代学者引为训教，以至后来出现了像“文、史、哲不分家”“文、艺不分家”这样的说法。当然，“不分家”并非指要泯灭专精之学、具体领域，而是说，在中国古代的知识系统之中，各学科、领域、门类间，有着极为深刻且复杂的关联，对其中任一具体内容的深究，皆要筑基于整体性的文化脉络之上，“以通御专”便是对这一思路的总结。而随着近现代学术体制的演进，道术为天下裂，“通人之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形形色色的“专家之学”，文、史、哲、艺等终以专门领域的定位示于众人。这一变化自有其不可逆性，且取得了很多创获，但畛域分明、壁垒森严的负面作用，愈发为今人所知所感。在此情况下，回顾历史传统，接续文化脉络，特别是系统整理、继承、弘扬前辈学者的宝贵遗产，便显得尤为重要了。

山东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10月付梓了由徐超、靳永、闫井贺编的《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一书。此书分为八章，系统收集了山东大学已故资深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蒋维崧（1915—2006）的著作、论文、诗词、往来书信及各时期手迹、书法篆刻作品等数百件（其中有相当部分为首度公开），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其人生经历、学术成就与艺术轨迹，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考察以往研究蒋氏的著作，对其曾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组主持人）等的学术经历，与书法、篆刻方面的艺术成就等，已多有阐发，但囿于蒋氏慎于著述、低调为人，多少给人以不知其“所以然”的意犹未尽之感。今此书出版，既为了解蒋氏本人提供了大量真切可据的第一手资料，又为研究近现代学术史乃至中国文化传统呈现了一个珍贵案例。

倘从艺术史的角度考察，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清晰地呈现出蒋氏行草书与篆书的早、中期面目及其一生书风的演变轨迹。今人较为熟悉的其实是其晚年的风格成熟之作，但对诸作何以演变至此，以往了解有限。据本书可知，蒋氏的行草书发展，可被视为从沈尹默书风中逐渐抽离、直至自立的过程。书中收录其部分早岁书作，大都是相当典型的沈体，与其他沈书传人如褚保权、朱家济等相去不远。至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以降，则逐渐与沈体拉开了距离，许多晚岁的典型书写技术已渐渐凸显。结合徐超著《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等材料，可以推测，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与蒋氏长期耕耘于篆书书写，且在此过程中有意开发柔毫笔、生宣纸的表现空间有直接关系。毕竟，沈书传人中真正在篆书上用力甚深且取得极大创获者，恐只有蒋氏一人，这应是其能够跳出沈书藩篱的重要原因。我们甚至可以片面地说，他似是有意地用篆书笔意来为沈体“做减法”，即弱化后者笔法中琐碎、甜媚、雕琢的一面，代之以温厚、苍润、淡雅的趣味。而其金文书写风格的逐渐明晰，大抵与行草书同时，但真正成熟，应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从本书所示蒋氏早岁篆书书迹看，诸作面目虽已具有相当的辨识度，但文字本身的排布尚近于在乔大壮篆刻用字形态的延长线上做工作，或者说，有些“写印稿”的色彩——在篆书书写与古代金石铭刻之间，多少要依赖篆刻语言的“转译”。进入90年代后的同类作品，则显然具有更为浓郁的殷周器铭意蕴，与前者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这应与蒋氏在退休后深研金文、大量临摹有关。当然也不能忽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蒋氏善用优质的柔毫笔、生宣纸并由此摸索出一系列与个人审美、书写习惯相适应的表现方式，才使得其晚年的金文书写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样貌。其间由“书从印入”、兼采金石到直接三代器铭的转化，是值得充分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