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硕丨艺舟双楫 津逮来学：《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跋

第二是十分立体地勾勒出在当下几成绝响的“艺舟双楫”的人生路径。即如细致把握本书所呈现的蒋氏人生经历，可以相当直观地感受到，个人修养、学术积累自始至终与其艺术实践关系密切，并形成了极为良性的互动机制。同前、后特别是同时的书家（如其他沈书传人）相比，蒋氏的行笔、奏刀皆不属于技术繁难、动作炫目一类，然而，我们观其书、印，却绝不会觉得简单、空洞；尝试以类似技术写、刻者或刻意追摹者，其气韵、格调乃至作品的视觉呈现，亦往往远不能及。造成这种“可望而难追”或“得形忘意”的原因，便是缺少了技术之上的学养、修为因素，使本作为“文人之艺”的汉字写、刻实践，降格为具体技术的花式展演。由此愈可知，沈尹默早在1941年托潘伯鹰转告蒋氏的建议，应对后者产生了重要作用：“峻斋想已行。此君才情可喜，唯愁其走入时下‘名士’一路。兄等与有旧，望提醒之，我则不便也。拙书不可学，当学我用功之经过。自来专学一家书，往往不能驾而上之，且每不如远甚，其故即在未曾用过同样工夫，所得者仅其表面而已。”沈氏所力劝的，即勿效时人书、勿走名士路，研读旧籍、钻研实学才是读书人的正路，其见解之透辟，高于寻常“书家”多矣。后来蒋氏研读群籍，深耕小学，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自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的产物。不必讳言，精通语言文字、熟悉古典文献的一项收获，乃是其将对文字形体的深邃认知与长年涵养出的渊雅修为有效融入笔锋、刀锋，一面直接古体，一面隔绝时流，最终成为助益其艺术实践（特别是金文方面）的利器。昔人每每提到的“以学养书”“艺舟双楫”，之于蒋氏，确实是极为贴切的。

第三是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艺术发展轨迹。从本书所示的丰富书迹考察，蒋氏虽极早便体现出在书法、篆刻艺术上的生知夙慧，始终保有着气息高雅、用笔松动的不俗品质，但进入个人面目成熟的艺术高峰，由此创作出大量珍贵的艺术杰作，主要集中在其人生的最后20年中。这自然与书法“艺术化”、书家“职业化”、书风“炫技化”、定型“提前化”的浩荡时风大异其趣。可是，这在中国艺术史上，其实是相当惯常且合理的现象，且往往被人称为：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人书俱老……古人之众，自不必赘举，近世如沈曾植、黄宾虹、林散之、沙孟海、启功等，大抵不能例外。从这一众案例可以看出，风格面目的成熟、纯化，有赖于个人气质、天资禀赋、审美趣味、人文修养、技术积累、取法对象、人生阅历等一系列因素的复杂交融，是“涵养”而非“打造”所能成。无怪乎我们可以从此书发现，蒋氏在艺术实践上最为用力的时期，一是青年，二是暮年。前者主于培养兴趣、学习技术、发扬情性，后者则主于善用长逾半个世纪的厚重积累，触类旁通、冶于一炉，实现了个人风格的成熟、艺术品质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其技术先熟练后从容，笔调先轻灵后圆融，风格先俊美后清雅，独具个人特色的艺术语言如简洁收敛的行笔动作、徐急参差的书写节奏、微妙适度的提按变化、丰富多变的墨色层次、刚柔相济的笔画质感，乃至充盈于字里行间的学者风、文人气，皆是历尽打磨，在进入90年代之后才最终定型的。这一轨迹，虽未必符合孙过庭“平正—险绝—平正”的三阶段理想划分，但不论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整体定位，抑或是“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具体描述，却意外地与蒋氏晚年书作高度契合。在这古今之间的美妙呼应中，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书法艺术作为“文人之艺”乃至中国文化传统固有部分的内在逻辑和纯正“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