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 | 当代性的缺失——今日中国画之思

另外，中国画难以迈向当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创作主体的自我矮化。如今，中国画创作者队伍构成十分多元，创作者在学识、阅历与从业背景上各有不同，但多数创作者存在共通局限：既不能像传统文人那样将作品提升至个体生命感喟与精神超越的高度，也无法以创作回应当代社会问题及精神焦虑。也就是说，对当代社会缺乏生存感知与反思精神。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果我们对20世纪中国画现代性进程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就会意识到，今日中国画存在的问题有一点“反历史”的味道。众所周知，晚清至五四，中国画在思想激辩中确立了一条清晰的现代性发展逻辑：依托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变革、进步的姿态推动中国画向现代艺术形态跃迁。换言之，艺术家们以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切身感知、经验概括与价值判断而获得现代化属性，以此在语言形态和精神意涵双重层面上完成了中国画的现代更新。有趣的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无论康有为的“宋元正宗论”变法方案、陈独秀的“美术革命”论、徐悲鸿的“写实主义”、林风眠的“中西融合”观、陈师曾的“文人画进步”论相互间如何抵牾，但其内在逻辑与价值底色却高度一致：中国画的变革、更新与转型，是它步入现代社会的唯一的自我救赎之路。

与20世纪中国画的历史叙事相比，今日中国画显得格外苍白，它不仅对中国画现代性发展逻辑一无所知，而且对那些珍贵的精神遗产如变革、进步、创造、互鉴等亦毫无领会。它们所能炫耀的，或许只有“复古”“笔墨”和“市场”。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性建构更多地是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完成的，尚未能在价值理性层面上更深刻地触及“现代精神”的内核。这一20世纪的精神缺憾，有否可能在21世纪的“当代性”探索与建构中得以弥补？对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而言，这一问题极为关键。在我们看来，“当代性”的建构不仅是中国画发展的核心策略与生存论依据，还是中国画发展的最后机遇——中国画是作为范式固化的标本，还是作为当代甚至未来艺术的活的形态，这里将是终极的分野。

很显然，所谓的“当代性”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线性时间范畴，依我们的理解，它是现代性在全球化与后工业文化情境中的深化与重塑。其所追问的核心命题是：在资本、新技术革命重构人类感知与思维方式，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的当下，中国画能否提出新的时代命题，其独特的媒介经验能否对人类的生态危机、生存困境及文化焦虑作出美学的回应？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中国画当代性的内涵建构。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在此只能删繁就简，谈谈它的三个基本维度。第一是观念性维度。当代、未来的艺术即哲学，中国画也不例外。感知时代，将当下生存经验提升至观念高度，并在那里破解一系列存在、生态、伦理及美学的难题，让中国画成为思想的容器，是中国画获取当代性的关键路径。第二是批判性维度。无论就中国画所应承担的社会道义而言，还是就其在异化现实、文化危机中所获得的感知来讲，中国画都应该成为一种具有生存痛感和现实针对性的精神表征，而非空洞的笔墨游戏。第三是多元性维度。破除笔墨中心论，合法性地接纳综合材料、新媒介拓展以及跨学科观念，使其从“传统画种”中破茧而出，重构为开放性、生长性的文化实践场域，是中国画迈向当代的必由之路。

值得提醒的是，上述当代性维度的建构无法在闭锁的本土语境中自发完成，而是将在全球化文明互鉴、新技术革命浪潮与地缘文化身份三重力量所构成的场域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