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文化书法美育教育高峰论坛（2026）举行

对这些问题我的想法如次：说《兰亭序》“媚而无骨”恐非书法中人之见，而是偏见，因为《兰亭序》稍微高清明鉴，即可见其力敌万钧之势。至于有人说东晋人只能写“二爨”类的说法，实属井蛙之见。可以看看考古铁证：安徽亳县出土的东汉墓砖上，刻有大量的楷书行书字迹，表明东汉时代楷行书已经成熟。在其200年后的东晋，王羲之用“行书”写《兰亭序》，我认为没有历史误区和任何不妥。

至于避讳问题，中国各朝各代差别较大。陈垣在《史讳举例》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中应该加上“弱于三国两晋”，因为三国时期，战乱频繁，避讳制度发展迟滞。而东晋更为特殊，当时偏安一隅，新皇帝的合法性不强，战争频仍，避讳风气松懈。尤其是“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渡江之后司马睿虽然成为东晋皇帝晋元帝。但是王氏家族门阀权力很大。加之，在生命朝不虑夕的东晋，文人更是喜欢打破避讳传统，忌讳已不太严格。比如：东晋王羲之儿媳妇谢道韫和丈夫王凝之为长子取名竟然叫王蕴之，大抵说明王羲之时代避讳松弛的现实状态。后人不宜抹平历史的特殊性真实性为好。

当然，对否定《兰亭序》文章和作品存在的“疑古派”颇为不利的是：有不少文献和出土文物，不仅证明了作为文章的《兰亭序》存在的真实性，而且正在不断证明作为书法的《兰亭序》的真实存在。

考古材料更有新的发现：敦煌唐代临本《兰亭序》为和田出土的写本纸面撮皱，与和田出土文书的外貌比较接近，专家判定其为和田出土文书。据文献考证唐代有人已经将《兰亭序》摹本或拓本传出宫外，民间争相传习临摹。王公大臣得其方便可以临习水平最高的宫中临摹“神品”，而民间则只能临摹“临品的临品”。19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后，学者们陆续从敦煌写本中，找到若干《兰亭序》的抄本，获得四件唐朝西域于阗地区的《兰亭序》写本。各地出土民间《兰亭序》写本目前所知者已有十余件。而俄国藏的一件《兰亭序》转行与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摹本相近，似乎更接近于宫廷摹本的原貌，较敦煌民间临本更胜一筹。

二、以《圣教序》集《兰亭序》五十余字考辨《兰亭序》为真

王羲之《兰亭序》真伪之争远没有结束，但似乎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新证。在唐贞观年间（626-649）《兰亭序》是真实存世珍品，破解这一点，有一个直接的铁证——初唐官方碑刻《怀仁集王圣教序》是最核心的证据。而且结合历代金石考据与现代科技检测可形成完整证据闭环。因为，弘福寺僧怀仁奉敕集字刻碑，所用底本全部是唐太宗内府珍藏的王羲之真迹，属官方权威文化工程。

从《圣教序》文本形成时间线看，唐太宗作序，太子李治撰记，玄奘翻译《心经》附在序和记后面，三者共同构成了《圣教序》。唐太宗写序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才为玄奘新译佛经撰写《圣教序》，同时命宏福寺怀仁和尚集宫廷内府所有王羲之真迹集字完成《集王羲之圣教序》。怀仁集字工程启动的时间，距太宗逝世仅相隔一年多，此时《兰亭序》真迹当在内府收藏的王羲之真迹之列。奉敕严格依据官方藏品集字的怀仁，从《兰亭序》真迹和其他2000多幅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定当理所当然。《集王圣教序》全文1903字，《兰亭序》全文324字，二者的共有字差别很大，但从《兰亭序》中集字竟达到了70~80个字，约占《兰亭序》324字的四分之一。我们知道，怀仁集字有严格的“母本限定”——只能从太宗内府的王书真迹里选字，无法凭空拼凑。我们可以通过“以碑帖证史”，即通过第三方官方集字碑刻的文字互证，倒推出《兰亭序》真迹在贞观内府的存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