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宝祥 | 构建中国的当代艺术

格调决定艺术的品位，取决于艺术家的学识修养；技术决定艺术的水准，取决于艺术家的刻苦锤炼；个性决定艺术的面貌，取决于作者的气质修为。三者之中，技术最为关键。没有技术支撑的格调，往往容易流于空洞；没有技术承载的个性，则容易沦为浮泛。

近现代世界美术史由西方主导，西方拥有绝对话语权，中国艺术实际上并未获得应有地位。试举一例：梵高在世界美术史上地位极高，在中国也几乎家喻户晓；而比他早三百年的徐渭，经历相似，画风同样极为主观、富有个性，且徐渭的文化修养远高于梵高，艺术成就亦不在其之下。然而，且不论徐渭在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即便在中国，知晓他的人也很少，这实在有失公允。再如《蒙娜丽莎》，与南唐时期的《韩熙载夜宴图》及北宋时期的《清明上河图》相比，就艺术水平而言，很难分出高下（个人以为后两者远在《蒙娜丽莎》之上），但其影响力却远远不及《蒙娜丽莎》。我曾去卢浮宫观看《蒙娜丽莎》，因画幅极小，观者众多，只能远远一瞥，未能近前细赏。其实也不想近赏，因为这幅画更多体现的是文化价值而非欣赏价值；而我在观赏《韩熙载夜宴图》和《清明上河图》时，即便排着长队，也一定要仔细观看，并尽可能地多看几眼，彼时的激动与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我如此比较，并非意在贬此褒彼，而是想引出一个认识论层面的问题：艺术史究竟是美学判断的客观记录，还是权力结构塑造出的叙事秩序？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艺术史，是以西方为中心展开的叙事，这并非因为西方艺术在美学上天然优越，而是因为西方率先在现代化进程中掌握了文化阐释权。中国艺术在这套叙事中，往往被置于区域性、传统性的被审视、被选择的位置上；评判其是否具有当代价值，常常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贴合西方的艺术范式。这种他者化的定位，正是话语权失衡最直观的体现。

实际上，西方后期印象派乃至现代艺术，都曾受东方艺术影响，梵高也不例外。毕加索也曾说过，真正的艺术在东方。马蒂斯的绘画同样受到中国剪纸的影响，他临终前仍在从事剪纸创作。问题是，徒弟学了点师傅的皮毛，师傅反而对徒弟五体投地，反而跟在徒弟后面亦步亦趋，这确实值得深思。或许有人会说，梵高与《蒙娜丽莎》的声望是历史造就的，但历史同样是人所书写的，这恰恰说明了话语权的重要性。

中国当下艺术的总体态势非常良好，生机勃勃。然而，思想认识方面却颇为混乱，尤其是在保持民族性方面。只要有人提及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动辄被扣上“妄自尊大”“阿Q精神”等帽子。有些人一味钟情于西方当代艺术，却忽视甚至轻视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当然不排斥西方艺术，包括部分西方当代艺术（那些沽名钓誉、投机取巧者除外）。但我们同样不能忽略自身的民族艺术。艺术本应相互包容。中国民族艺术在世界艺林中独树一帜，且极为优秀。在弘扬民族艺术方面，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因此，我们倡导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目的在于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否则中国艺术便会跟在别人身后，迷失自我。

我以为要构建中国的当代艺术，就必须推翻“三座大山”：一是西方强势的话语权。西方强势话语权使中国艺术被边缘化，也使国内部分美术理论家在思想理论上处于真空状态，丧失话语权。有些评论家动辄引用西方理论家的观点，鹦鹉学舌，看西方人脸色行事，以西方标准来评价中国艺术；二是“逢中必反”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公知”凡属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必加反对。他们标榜“革命”，实则博人眼球，自诩引领潮流，实则唯西方马首是瞻。他们并无独立思考能力，除了崇洋媚外，仍是崇洋媚外；三是艺术家中的“假洋鬼子”。他们忘记了自己说的是中国话，吃的是中国餐，却乐于追随西方人，将装扮成洋人视为时尚，仿佛西方的必是先进的，本土的必是落后的。殊不知，中国已非昔日积贫积弱之国，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艺术虽无国界，但必须有差异。为何我们不能保持民族特色，与西方艺术拉开距离呢？艺术创作需要个性，而民族性正是民族的个性。

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艺术史叙事，而在于立足中华文化根脉，创造出具有差异化、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且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成果，为全球当代艺术体系补充东方审美范式，最终建立起兼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与独立评价体系的中国当代艺术。

（文/毕宝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江苏省政府文史馆馆员，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会长 来源：毕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