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君 | 具象水墨与都市生存体验

一

写实绘画并不能完整覆盖二十世纪中国画的整体面貌，但其所带来的写实主义思潮，渗透力贯穿整个时代。这一影响不只体现在采用写实面貌的作品之中，同样浸润于同期延续传统脉络的写意文人画；人物画领域受其作用最为突出，山水、花鸟品类亦无法置身其外。在写实取向的人物创作里，素描造型体系的引入构成最为核心的变革特征。那一阶段，学界讨论中国画传统脉络、当下困境与未来走向，几乎都会触及西方艺术经验的借鉴，写实方法的引进更是议题的重心。梳理西方写实观念移植入中国画体系的得失，有助于厘清这一思潮在近百年中国画变革进程中的角色，也为研判中国画的当代处境与发展路径提供参照。

近百年接连不断的社会变局赋予艺术相对明确的现实使命，服务于社会变革与时代需求。由此观之，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写实转向具备不可忽视的积极价值，对社会文化演进起到推动作用。故而评判写生实践带来的历史效应，不能仅以传世精品数量作为标尺，更要看到这场转型深远的历史意蕴，及其在更长时间维度里持续释放的潜能。自1949年建国之后，历经文革美术、伤痕美术等阶段，当代中国美术逐步搭建起完备的思想体系，创作机制与人才队伍逐步完备，在图像形式、风格范式、题材内容与叙事语言层面完成体系建构，被赋予全新的文化内涵。

回望这段美术史脉络，写实主义被放大之后衍生出的诸多局限，同样值得审慎反思。随着中外艺术交流日趋频繁，西方古典艺术在摹仿再现维度积累的成熟经验，以及现代艺术在主观表达方向上多元探索，都能够为中国画发展提供借鉴。但借鉴的前提，是守住中国画独有的哲学内核，不可丢失自身的思维根基。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思想主张对立事物之间本就相互依存，唯有二者融合一体才是事物本然的存在状态。这种思维与单极认知模式存在天然隔阂，正如理性体系难以接纳非理性思想。站在理性主义视角，中国画往往显得玄奥神秘。而从非理性视角审视，它又内含严密的法度与秩序。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画再现物象不够科学，另一种批评则提出其抽象表达尚有欠缺，两类评判均以单一化的标尺审视中国画。倘若依托这种单向思维去推进中国画革新，终究难以抵达目标。传统文脉本身具备强大的延续力量，而哲学底层逻辑的差异，造成不同艺术体系之间理解的壁垒，更需要持续对话。在西方传统美术与现代艺术尖锐割裂的格局之下，中国画始终追求二者宗旨的统一。历代优秀画家的创作虽流派纷呈，却普遍追求理性与非理性，客体摹写与主体抒发，外向观物与内省体悟，具象形态与抽象意趣，规律法度与即兴生发的统一。艺术创作各环节皆以对立要素的调和，达成整体和谐，这正是中国哲学两仪一元论的显现。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提出“气韵生动”，强调绘画不是机械复刻外形，而是捕捉生命体的生机，拒绝将艺术束缚于单一逻辑框架，这一审美主张早已突破西方单纯摹仿论的边界[1]。

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与欧洲古典艺术体系呈现强烈割裂，现代哲学则构成现代艺术的思想根基。从时间维度看，现代哲学的兴起早于现代艺术，古典时代的西方艺术家创作目标明晰、意识自觉，现代派创作者则常常陷入朦胧自发的精神状态。传统艺术如同映照外物的镜子，现代艺术则试图让作品本身成为释放内在能量的自在之物。传统艺术追求对外在世界的吸纳再现，现代艺术侧重内在精神的向外释放。真理与法则，主题与内涵，审美效果与教化功能，社会意义与观众反馈，这些古典艺术高度重视的要素，在现代派那里被普遍悬置。创作者任由生命深层的自我冲动，宣泄自然迸发的意识涌动，依附纯粹的经验非理性维度的自我表达，不再遵循传统意义上刻意的创作规划，随心生发。理性体系难以理解这类创作逻辑，现代派创作者本身也无意用理性去阐释，二者本就不属于同一认知路径。倘若说理性主义将神秘的“物自体”交由非理性领域拓展，那么西方传统美术便是把摹仿之外的精神空间留给现代派去开拓。互为对立的事物，往往存有内在同源性，二者共同根植于形而上学的单极思维，现代艺术的价值正在于补足西方古典美术遗留的这一精神空白。现代派试图彻底抛弃形而上学，可这种彻底反叛的诉求，本身依旧受制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