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近期的经济数据也反映出一些积极的信号:2025年上半年的供需结构不平衡已得到一定改善。制造业(除汽车)同比与“基建+出口+房地产+消费”同比的差值在2024年12月达到峰值后开始收窄;9月26日新政后,制造业PMI订单指数趋势向好,生产剩余持续改善。M1增速从2024年9月的-3.3%,回升到2025年9月的7.2%。股票市场回报率扭转了前期的低迷态势,9月份同比已达32%。国债价格指数变化率企稳,反映出市场对经济增长预期的改善。这些积极信号,预示着商业银行短期经营业绩将回暖,净息差短期降幅将收窄,甚至趋稳。
(二)长期经济结构变迁给银行带来的冲击
除了短期供需失衡,银行业还面临着更为深刻的长期结构性挑战。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与新旧技术—经济范式更替的关键发展阶段。
对中国而言,这一轮技术革命具有特殊意义。2015年,中国资本效率扭转下跌趋势、触底回升,重新融入长波周期的长河。中国资本回报率从2009年至今的趋势显示,通过技术应用和创新驱动,中国经济正在向上抵冲劳动力增速持续下滑带来的负向冲击。
新旧经济分化加剧。经济周期波动背后,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是旧结构逐渐由中心走向边缘被淘汰毁灭,新结构被创造形成的过程。这一变迁在证券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市值变化看新旧经济之变。房地产行业总市值从2010-2012年的高点持续下滑,而上证科创板市价总值则从2019年设立以来持续增长,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这反映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以房地产、金融、地方基建为核心的旧经济模式,向以科技、资本、产业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的转变。
生产效率的差异更能说明问题。根据研究数据,2022年,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高达21.2%,而整体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仅为2.4%。新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高于传统经济,且这一差距仍在持续扩大。
技术革命引起的新旧经济分化对银行业构成严重挑战。传统经济占GDP比重从2012年的约76%,持续下降至2020年的约64%;与此同时,一般贷款利率从2012年的约7.45%,下降至2024年的约3.95%,二者呈现高度相关性。
银行业务聚焦的、以房地产和平台为核心的传统经济的资本回报率趋势性下行,投资回报率不断降低,银行贷款利率也随之下行,净息差趋势性收窄。数据显示,传统经济占比与银行ROE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R²=0.9253),即传统经济占比越高,银行ROE越高;反之亦然。同样,传统经济占比与银行PB估值也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中小银行应对策略:转型升级的双重路径
面对短期失衡和长期变迁的双重挑战,中小银行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诺基亚CEO的话值得深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做正确的事,而不只是正确地做事,这是中小银行在“十五五”期间必须铭记的战略原则。
(一)资产负债结构从1.0向2.0转型
很多银行已经开始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从主要服务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平台企业等为代表的传统经济企业,转向服务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这可以被称为资产负债结构的1.0转型。但这还不够,银行还需要进一步实现客群结构的转型,转向服务新兴经济、服务现代化产业、服务新质生产力,从而实现资产负债结构的2.0转型。
为什么需要2.0转型?从A股上市公司的ROIC(投入资本回报率)数据可以清晰看出新旧经济的差异。2023-2024年,通信服务、元件、工程机械、通信设备、消费电子、医疗器械、汽车零部件等非传统经济行业的ROIC普遍在5%-8%之间,部分甚至更高;而基础建设、水泥、普钢、造纸、房地产开发、焦炭等传统经济行业ROIC则位于-4.54%至2.13%之间,多数为负值或接近零,意味着税后利润为负或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