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集锦】（163）丨读懂国资委的“一利五率”，实现“经济形势整体好转”

读懂国资委的“一利五率”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核心问题分析

按语：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召开了，国资委提出的“一利五率”成为整个社会舆论的焦点，而且成为全国国企党委中心组学习讨论的中心问题。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不是提供背景材料以助信息了解，也不是分析中央企业一脉相承的业务探索，而是从国资委听从党中央指挥，为“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从“经济运行质量”着手抓好2023年工作。这属于微言大义，管中窥豹，透过现象抓本质，帮助大家理解国资委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的努力。供领导者、政策研究者与智库工作者参考。

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的当天晚上，看到了“一利五率“，马上注意中间的几个变化。特别是在扭转经济形势的关键时刻，这些变化对国家“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是有利的。

要读懂国资委的“一利五率”，必须从与去年有什么变化入手。并不是只有大的改变是改变，小的不同、变化也是改变，而调整也可由“细微”处看到。从细微处变化分析背景及其意义，是一种思维方法。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作出“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部署。从这个背景下认识“一利五率”的质量标准，才能理解国资委对于国家“经济形势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所做出努力的价值与意义。

读懂“一利五率”，要从变化开始读起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消息公布以后，解读的文章纷纷聚焦于“一利五率”。因为会议在部署2023年工作之前有一个段落专门讲“一利五率”，其地位之重不言自明，自然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到这里来了。

近年来，为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国资委不断加强经营指标引领，探索建立了中央企业经营指标体系。而且央企高质量考核指标体系，一直是动态调整的，每年都为舆论关注。可以先做一个回顾。

2019年，提出“两利一率”（净利润、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

2020年，增加营业收入利润率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两个指标，形成“两利三率”指标体系，引导中央企业关注经营效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

2021年，增加了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完善为“两利四率”，引导中央企业改善劳动力配置效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2022年“两利四率”：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增速要高于国民经济增速；资产负债率要控制在65%以内；营业收入利润率要再提高0.1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再提高5%、研发经费投入要进一步提高。

2023年会议上，国资委将2023年中央企业经营指标体系优化为“一利五率”：利润总额增速高于全国GDP增速；资产负债率总体保持稳定；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现金比率4个指标进一步提升。

会议强调总体目标为“一增一稳四提升”，其中：

“一增”，是指利润总额增速要高于全国GDP增速。2023年，中央企业要继续将利润总额和劳动生产总值与国民经济增长目标有效衔接，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以支持GDP的增长，在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上勇挑大梁，为国民经济稳增长作出更加突出的贡献。

“一稳”，即资产负债率总体保持稳定。2023年，国资委将保持中央企业稳健的财务结构，持续强化高负债、高风险企业负债率刚性约束，引导企业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加强风险防控，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

“四提升”，指的是净资产收益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营业现金比率要实现进一步提升，这几个指标都是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关键所在。

上述“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度内涵为新阶段评价短期经济运行、制定宏观调控策略提供一个更加符合中央企业长期发展目标的、更加全面的框架，也是符合目前实际工作的质量标准框架。

国资委研究中心当天晚上就发了文章，通过新华社发了，显然这是统一口径的基调。因为会议当天晚上发出消息，文章几乎同时发表，肯定是事先准备的，是定调子的。毫无疑问，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完善了质量考核体系。令人不满足的是，新的变化及其现实意义讲得不够，这种变化的要害何在，是人们急切期待回答的。

后来，舆论界的声音，基本上是围绕“更加严谨、更加科学、更加成熟的指标体系”发挥，也没有讲清变化，容易使得大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然会影响贯彻落实的针对性、贴近性与有效性。

“一利五率”质量标准的四处细微变化

从“两利一率"到“两利三率”、“两利四率”，再到“一利五率”，考核“指挥棒”变化，反映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轨迹。而从2022年“两利四率”到2023年的“一利五率”，出现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会议强调“一增”，确保利润总额增速高于全国GDP增速。三个利润率变成一个。不讲中央企业净利润增速，也不讲营业收入利润率要再提高0.1个百分点，而是确保利润总额增速高于全国GDP增速总体标准，增大国资央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分量。

第二个变化，是会议强调的“一稳”，“控负债”变成“稳负债”。原来，“资产负债率要控制在65%以内”，变成“资产负债率总体保持稳定”，而不是单纯强调减负债。控是绝对的，刚性的；稳是相对的，柔性的。

第三个变化，是在“四提升”中增加了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实际上是讲的投资回报率，强调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直接反映企业的资本规模、经营能力以及企业的经营损益和创利能力。这是说的投资要讲究效果。

第四个变化，是在“四提升”中增加了营业现金比率这个新指标。营业现金比率，是指企业当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之间的比率，现金流对企业的重要性，相当于人的血液，没有现金流企业就无法运行和周转。在某种程度上，现金流比利润还要重要。这是引导企业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加强风险防控，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

这四个变化，意味着高质量在新时期有新的要求，这个新时期不是一个阶段，是争取“经济形势整体好转”阶段的要求；不是降低企业质量标准，而是提高整个国家经济运行质量的问题，是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现在，我们对此作深入分析，理解其意义。

第一个变化，是讲的整个中央企业利润超过全国经济增长平均数，表明中央企业在国家战略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把三处利润归纳为一处，省去重复与多余，由单个的企业利润率变为全国的利润比。利润总额是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十分重要的经济指标。净利润是指在利润总额中按规定交纳了所得税后公司的利润留成，一般也称为税后利润或净收入。净利润是一个企业经营的最终成果，是衡量一个企业经营效益的主要指标，一般指单个企业利润。我们注意，不是确保经济增长总额增速高于全国GDP增速，而是利润总额增速高于全国GDP增速，对中央企业为国家发展的支撑作用要求更加严格。高于全国，引领全国，显示中央企业的核心作用，在国家战略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第二个“稳负债”变成“控负债”，是解决合理负债问题，利于投资。负债率是抓企业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在供给侧结构改革，发现欠银行的钱太多，后来把去杠杆加了上去。很多负债，确实是由于错误投资造成的，从2018年5月《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开始，通过降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有效遏制部分低效国有企业负债冲动和规模冲动，推动信贷资源向更有效率的企业流动。资产负债率最高的行业是化工、煤炭和钢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效果也是好的。但是这件事情做大了，做过了，就影响经济发展，企业合理的负债是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负债，那科技创新才可以投入。负债要继续负，就是结构性的负债，增长性的负债，提高质量性的负债还是需要的，特别在当前需要增加投资的时候。搞科技、新兴技术产业，经济安全的产业更需要负债。“控”负债变成“稳”负债，这个字改得好。企业要发展，势必要借助财务杠杆扩大再生产，对上市公司而言，保持一定的负债率是公司良性运行的标志，合理的资产负债率水平是企业经营能力的重要体现。企业为了抓住成长的风口期和红利期需要迅速扩大规模，必须通过举债的方式合理扩大经营杠杆。

第三个变化，增加了净资产收益率，是讲的投资回报率。稳投资是“六稳”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近期，一系列稳投资政策措施持续发力，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精准有效投资在稳住经济大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要保持投资规模稳中有升，更重要的是通过净资产收益率。今年国企央企将聚焦国家重大项目、产业链强基补短、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布局实施一批强牵引、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坚持消费者导向，提升产供销储各环节对市场变化的反应灵敏度，及时优化调整经营策略和产品结构，促进重点领域消费持续恢复，培育壮大热点消费新场景。这些领域的投资，必然会加大负债经营，但是必须讲究净资产收益率，讲投资回报率。钱投下去了，要见效果。

第四个变化是营业现金流比，是防止风险的关键一招。企业的现金流是企业的血脉，现金流一断，往往企业就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很多矛盾都暴露出来，企业常常倒闭于现金流。在经济增长与稳定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现金流。以“促投资”推进协调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冲击已成无法阻挡的态势，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及其资本布局均将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危中有机，特别是对于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产业基础扎实、复工复产渐进入良性循环的我国而言，在资本逐利规律作用的过程中，极有可能成为世界新一轮投资发展中心。因此，面对疫情经济，一定的现金流是底线。

以上四条，一条是讲的稳增长，二条是讲的稳投资，三条是讲的稳效益，四条是讲的稳运行。把这四条抽出来，再把它连到一起，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就是保持国家“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这四条正是解决三重压力的对策。是对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的努力。我们明白，这些质量标准制定是奔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去的。

实现“经济形势整体好转”是会议的“灵魂”

读懂“一利五率”，要从读懂会议主题开始。我们跳出“一利五率”问题看，就是跳出单纯业务观念看，这次中央负责人会议的标题里点出了“经济形势整体好转”，这是这次会议的灵魂所在，是这次会议与其他会议的区别。这种提法是近10多年来极少出现的。

其实，我们比较一下历年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一下子就发现其中玄机。我们看一下历次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的标题：

2019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在京召开，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展现国资央企使命担当

2020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在京召开，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乘势而上开启“十四五”奋斗新征程

2021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在京召开，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国资央企更大贡献

2022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召开，聚焦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勇挑大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力量

不难发现，2023年的会议标题最长，除了“全面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外，加了“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一句，虚实结合。实际上，具体内容是“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这是中央负责人会议的一个定位。

今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主题是四重标准，聚焦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工作标准，是抓手；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是国家要求，是勇挑大梁的任务；全面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整体标准，是重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时代标准，是使命目标。一个重大背景是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二十大开好局起好步而贡献力量。最具实际意义、最为迫切的是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是要津所在。

从二十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再到中央企业会议

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就是形势不好，要让其转好。目前，存在企业利润率整体下滑,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动力不足、信心不足等，也包括单纯质量观点的存在，影响稳增长。形势好不好，质量标准说法是不一样的。国资委会议就是为了形势好转，八项任务中，第一条是讲的运行质量，这个运行质量不是单个企业结果的质量，而是运行过程的质量，“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是一个定位，是魂，就是关键点，就是要害。魂抓住了，对这次会议的要害、宗旨、根本也就抓住了。抓住了魂，就抓住了变化，才能读懂“一利五率”的变化，不是单个企业质量，而是着眼于国家经济运行质量，尤其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我们再从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跳出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3年有一个定位，就是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从二十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再到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再到会议的标题、主题，再到八项任务的第一条，我们就理解了“一利五率”其中的变化的奥妙了。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资委立足于整个国家“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这个中心议题、立足于整个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国家的地位作用、立足于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来考虑中央企业的质量标准。高质量的本质没有变，只是侧重点在于“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不是单个企业的结果。没有墨守陈规，有些方面是放宽了，有些领域增加合理负债的空间，以利于拉动投资；有些方面防止风险的焦点更准了，譬如现金流的问题。

对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的解读，实际上是对国资委党委思路的理解。这种理解，需要格局大一点、视点高一点、认识精准一点，重要的是识变，知变、求变。一个变化，是纵向的变化，是2018年来“两利一率"、“两利三率”、“两利四率”到“一利五率”的变化，这是一脉相承的、不断发展的变化；一个变化是面的变化，也是驱动力的变化，从党的二十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国资委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变化，是国家到国资委到企业的深入变化，从战略、政策到策略措施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发展形势、党和国家要求我们中央企业做什么，这是带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是主线、主题、主旋律。如果把前一个变化讲多了、讲重了，我们就可能陷入单纯业务观点，局限于自身经历与环境发声的局面，而对社会产生误导。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做好经济工作。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国资委的“一利五率”，此其是也。

学好文件抓好纲，纲举目张。下一步，国资委要与中央企业负责人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还会有新的文件出来的。相信我的观点，对做决策与起草文件的人能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李锦）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